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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管仲变法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任何没有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看成是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分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0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人少、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一位“三好先生”和一位失意商人,他们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管仲变法,有一项很为后世熟知、也是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是:“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o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为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o恒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o程典》曰,“士人夫不杂于工商”。《礼记o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的,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o地官o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与上述立场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理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国策》中记载姚贾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时就说:“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觉悟,而更是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商人,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扩增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专门设立了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的外商供给本人饭食,来两乘车者供给马的食料,来三乘车者更要供给仆人的饭食。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办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国际商旅,并大收其税。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国策o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不可一世的繁华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口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治理,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实行商品粮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兼并”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握,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样道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国际”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国际”价格水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他主张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这样就可以引导外货的输入。如果要奖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荡漾两千余年,迄今尤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


  在具体的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o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定义也未有改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o诺斯便论述说,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十四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英国似乎同样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从“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辨。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的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还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糜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o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德诸国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升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年)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才重又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所以,管仲在思想史上的面孔非常模糊,以至于少为人所知。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非常出名的那句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后世常常引用此言,却不了解它的真正内涵。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三大产业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国际事务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国际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国际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是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的兵力,管仲却没有用它去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各国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o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同样跟随。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


  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凯恩斯”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然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众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之为两千年多年前的“中国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所以,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以及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o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众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经典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赋薄徭”,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来源:天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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