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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 朝圣山学社首次会议的开幕致辞

如今我必须坦言,当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对你们在场所有人的感激之情很大程度上被我鲁莽地启动这一切所产生的强烈震惊感,以及因为我请求你们放弃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参加你们可能认为是轻率的实验而必须承担的责任所产生的恐惧感而减弱了。然而,在此我唯有向你们说一声简单而又真挚的“谢谢”。

 

在我卸下如此冒昧地承担的角色,并且高兴地把我在幸运的环境下启动的这项任务转交给你们,并由你们继续承担下去之前,我有责任向你们略作详细地说明指引我召开这一会议的目标,以及会议的计划。我将尽力不让各位失去耐心,不过即使是我向你们做最低限度的解释也将花费你们一些时间。在我的努力过程中,指引我的基本信念是,假如自由——尽管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已被滥用,但我相信作为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理想,没有比这个概念更好的了——要有一点复兴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必须承担起一项重大的学术(intellectual)任务。这个任务包括清除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传统自由理论上偶然生长出来的某些附着物,也包括直面一些过简自由主义已经逃避的现实问题,或者只有当自由主义变成某种静止僵化的教条之后才变得明显的诸多问题。

 

我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状况,而我的观察也已经向我强烈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领域与很多不同的地区中,那些在不同的信仰下成长起来,并且党派自由主义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的个体,一直在为他们自己重新发现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他们也正尝试重构一种自由主义的哲学,一种能够应对在大多数现代人眼中已经使早期自由主义主义的承诺落空的反对意见的哲学。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有幸访问了欧洲和美洲的几个地区。我发现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孤立的个人,他们在相似路线上致力于钻研本质上相同的问题,这些人的数量让我感到惊讶。然而,他们孤立地或在一个非常小的群体中从事研究工作时,往往要被迫去捍卫他们信念中的基本要素,而罕有机会在更为技术性的问题上交换意见。因为只有当某种信念与理想的共同基础已经形成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只有对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一致,在每个阶段不再质疑某些基本思想的人士当中,付出有效的努力来阐述自由秩序的一般原则才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在此刻,不仅任何一个国家中在就我所认为的基本的自由原则上观点一致的人数还很少,而且这项任务也是非常的宏大,因此我们需要广泛地采纳和利用不同情境下的经验。

 

对我来说,一个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发现是,越趋近西方,也就是越到自由制度相对坚实,信奉自由观念的人数相对较多的国家,这里的人们就越不打算重新检查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也越倾向于妥协,并且也会把他们所知道的自由社会的偶然的历史形式看作是终极标准。另一方面,我发现在那些直接经历过全权式政体的国家或者接近于经历这种政体的国家,一些人会从这样的经验中获得一个有关自由社会的条件与价值的更为清晰的概念。当我越来越多地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就越来越趋向于这样一个信念,即智慧不是一边倒的,对真实衰败的文明的考察会为欧洲大陆上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提供教训,我认为英国与美国也要学习这些教训,如它们想避免相似命运的话。

 

然而,不仅不同国家从事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会从彼此的交流中获益,而且通过跨越国界的力量聚合,在促进他们共同的事业上大有可为。比如一位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或一位律师与一位政治哲学家,假如他们之间已经有某种共同的前提,那么他们之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将比虽在同一学科下但在这些基本价值上不一致的学者之间的讨论要更富有成效,这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实。当然,政治哲学永远不可能唯一地仅以经济学为基础,或使用经济学术语讨论问题。看起来,我们正面临的危险是一场思想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在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都有表现,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些事务的态度。尽管在他自己的领域,我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已经学会识别构成导致全权主义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那些信念,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比如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受到我们这些时代的气氛的影响,如任何其他人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历史、哲学、道德或法律领域中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正是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中试图予以反对的那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看来,由于战争不仅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干扰了许多正常的联系,而且也在我们大多数人中间,创造了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与民族主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与解决我们的问题所需要的那种真正自由主义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不同领域的代表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是显得尤为重要。最严峻的考验是,战争及其产生的影响为国际交流的恢复制造了新的障碍,在一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假如没有外界的帮助,这种障碍事实上是无法逾越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建立某种类型的组织,以帮助具有共同观念的人重启交流,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除非建立某种私人组织,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危险:跨越国界的交流将逐渐被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现政府或政治机器有联系的人所垄断,由此注定服务于主流的意识形态。

 

显然,假如没有一些试探性的会议,以检验我们的设想是否有用,那么这种永久性的组织就不可能被创立,这一点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现今的环境下,这一设想如果没有相当大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实施。虽然我对此无能为力,但我尽力游说,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这项计划,直到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使一计划具有了可能性,这事也让我颇感惊讶。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胡诺尔德(Hunold)博士,之前曾为一个同性质但有差异的项目募集资金,由于偶然的原因,那个项目不得不被放弃,他成功地说服捐赠者们将资金转移到服务我们的新目标上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才充分意识到我所肩负的责任,而且如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必须承担起发起这次会议的责任,其中最让我感到困难的是,我必须决定邀请谁参加这次会议。这一任务的困难与尴尬性或许会使你们充分地同情我,因此我也无需为放弃礼节而向你们一一道歉。

 

在这个连接点上,只有一点是我要向你们解释的:当我审视我们的任务时,依我看,我们的成员仅仅拥有通常所说的“合理”(sound)的观点是不够的。老的自由主义者,无论其观点多么的令人钦佩,只要他坚守的是完全出自于传统的传统信条,那么他对我们的目标来说也是没有多大帮助的。我们需要的人是那些能够直面来自反对阵营的观点的人,他们与这样的观点做斗争,并且通过自己的斗争达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既可以批判性地应对反对它的意见,也能够证明他们自己观点的合理性。这样的人士在数量上要少于旧意义上的“好”的自由主义者,如今,这样的人士就更少了。然而,当我起草这样一个名单时,我惊喜地发现,我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一名单的人士的数量要比我预想的或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得多。与会人士的最后筛选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武断性。

 

让我感到深为遗憾的是,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个人的失误,这次会议的成员构成极不平衡,参会的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相比济济一堂的经济学家代表,人数要少得多。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与这个群体的个人接触非常有限,也因为即便那些已经列入初始名单的邀请对象中,非经济学家无法出席的比例也是特别高,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这个特别的关键时刻,经济学家似乎更广泛地意识到当下的危险和我们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的紧迫性,如果我们想有机会在一个更可欲的方向上引导发展的话。本次会议的参会成员在国家的分布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比例失调问题,我对比利时和荷兰无人出席感到尤其遗憾。我深信,除了这些我意识到的失误外,还有我在不经意间犯下的更为严重的错误,而我所能做的是请求诸位的原谅和乞求大家的帮助,以便于今后我们拥有一个更完整的名单,把所有那些我们期望可以对我们的努力给予同情与积极支持的人包括进来。

 

让我深受鼓舞的是,在我发出邀请的人当中,所有收到邀请的人都表达了其对会议目标的支持和愿意参会的愿望。假如说还有许多人无法到场的话,那是出于这种或那种的原因,使得他们无法分身。你们可能想听听那些表达了出席的愿望并对会议目标表示支持但却无法到场的人都有谁。

 

既然提及了那些因临时原因不能到场的人们,我也必须提及另外一些我尤其仰赖其帮助,但却再也无法与我们在一起的人们。实际上,就这个会议计划我曾与两位人士做过极为充分的讨论,然而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这一计划变成现实。三年前,我曾向约翰·克拉芬(John Clapham)爵士在剑桥主持的一个小组简述了这个计划,他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但他在一年前突然去世。将近一年之前,我与一位人士详细地讨论了这个计划,这位人士把一生都献给了我们所关心的理想和问题上,他就是芝加哥的亨利·赛门斯(Henr Simons)先生,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几周之后他便骤然离去。除了这两位,我要提及一位更年轻的学者,他对我的计划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担任我们的终身秘书长,这个学者就是艾迪恩·曼托科斯(Etienne Mantoux),他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你们由此可以明白,我们的团体在有机会初次相聚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损失。

 

如果没有这些悲剧的离世事件,我就不会孤身一人来召开这个会议了。我坦言这些打击一度完全动摇了我进一步推进这一计划的决心。然而,当机会来到时,我感到我有责任尽己所能地利用好它。

 

关于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员,还有另外一点我想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在我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士是期刊的固定作者,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报道这个会议,而是想说他们拥有很好的机会来传播我们为之献身的思想。但是为了使其他会员放心,我认为有必要指出,除非或者直到你已经另作决定,我认为这个会议应被视为一个私下的会议,所有在这里讨论的内容都被视为不宜公开。

 

在我所建议的本次会议应予系统性考察,也是大多数与会成员似乎都赞成的议题中,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所谓的“自由企业”和真正的竞争性秩序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我的们讨论中,我们用相当一部分精力去探索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领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要十分清楚,就我们希望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政策的纲要达成共识。这一整套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与会成员都积极关心的,就此而言,最紧急的工作是把在世界各地独立地在相似的方向上开展的研究整合到一起。这个问题事实上有无穷无尽的分支问题,因为如想对它进行充分的考察,必然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整个纲领。在对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考察之后,你们很可能会倾向于将其分割为更为专门的问题,并在专门的会议上予以讨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也可以额外地讨论一个或多个在我寄给你们的函件中提到的问题,或进一步讨论诸如通胀性高压经济(inflationary high-pressure)的问题,这一问题,不止一个会员正确地指出的,在当下是集体主义的发展方式被强加到大多数国家头上的工具。最佳的计划也许是,在用一两次会议讨论一般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在这些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拿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决定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我提议我们把今天下午与今天晚上的时间都用于对这一主题的一般性考察,也许大家会允许我在今天下午说得多一些。我已经冒昧地邀请芝加哥的艾伦·迪若科特(Aaron Director)教授,弗赖堡大学的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hen)教授和巴黎的玛瑞斯·爱丽丝教授(Maurice Allais)来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我相信我们也因此会有足够丰富的话题以供讨论。

 

尽管经济秩序的问题如此深刻而重要,我仍存有多个理由希望大家在会议的第一阶段花些时间讨论一些其他的话题。我们可能都同意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危险和社会危险的根源并不是纯粹经济性质的,如果我们要保留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要修正的就不仅是支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概念。假如在会议的前面阶段,我们就在相当广泛的领域进行涉猎,在深入到更为技术性的或更细节的问题前,就从几个角度考察我们的问题,那么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们更快速地熟悉它们。

 

你们可能会同意,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历史的解释与教导已经成为传播有关人类事务的本质上反自由的思想的主要工具。其中,把事实上已经产生的所有的发展视为伟大的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宿命论的广泛传播,除了只承认成功与不成功的标准外,否定任何的道德标准的历史相对主义,强调与个人成就截然不同的大众运动,以及在塑造我们未来方面对物质必要性而不是对观念力量的强调等,都是一个与经济问题同样重要而且具有同样的广泛性的问题的不同方面。我建议仅作为一个广泛领域的一个方面,把编史工作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为本次会议一个单独的主题来讨论,但这个方面也会很快地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中去。我对韦奇伍德(Wedgwood)小姐和安东尼(Antoni)教授同意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感到非常高兴。

 

我认为,充分认识到流行的自由主义教义(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与美国更是如此)包含很多要素,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教义在一方面往往会把它的信奉者直接转变成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信徒,在另一方面,会遭受很多信奉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但却厌恶过度理性主义的人的反对。过度的理性主义除了可以被个体的理性证实的效用外,不承认任何价值(因为终极目标不展现这种价值),这种理性主义也认为科学不仅有能力告诉我们“是什么”,而是也有能力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个人相信这是伪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法国革命中获取了影响力,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是通过实证主义与黑格尔主义这两个孪生的运动而发挥其影响力的。这是理性自负的表现,与理性的谦卑相反,而后者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它崇敬地看待那些自发的社会力量,正是通过这些自发的力量,个体创造的要比他们知道的要多。正是这种缺乏宽容的、狂热的理性主义制造了一条鸿沟,把教徒与自由主义运动隔离开来,并把他们推向他们并无归属感的反动阵营中,这一现象在欧洲大陆尤为明显。我相信除非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鸿沟能够被填平,否则自由力量的复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有许多迹象表明,在现在的欧洲两者之间的关系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为缓和的阶段,许多人从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理想得以保留下来的希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尤其着急着想把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我们单独讨论的话题之一,尽管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次会议就能在这个话题上有深入的讨论,但是我们明确地去面对这一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提议了讨论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关我们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难题中的应用的,而不是有关原理本身的。在我看来,德国的未来问题和欧联邦的可能性及前景问题,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有政治学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聚在一起时都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即便我们只能希望通过观点的交流让头脑变得更清楚一些。当下的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已经构成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任何合理讨论的障碍,我觉得不逃避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是学者的特殊责任。这两个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体现在我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之中了,即我建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开放地讨论这两个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

 

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本来希望大会拿出来讨论的,因为在我看来它构成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就是法治的意义及其条件问题。然而我事实上没有向你们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建议,这是因为,如要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参会的代表人数,把律师也包括在内。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个人知识的不足阻碍了我实现这一想法,我提到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楚地表明,在任何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中,假如我们想要有能力去处理我们任务的所有不同方面,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网撒得大一点。但是若就这一个会议而言,我所提出的方案可能算是足有野心了,现在我先谈到这里,下面我就另外一两个我应该简要评论的问题说几句。

 

首先,就本次会议的正式组织而言,我认为没有必要为建立一个精致的机构而给自己增添负担。我认为没有一人比拉帕尔(Rappard)教授更有资格来主持这第一次会议了,我想你们会同意我代表你们感谢他同意担任这项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大会的主持工作至始至终都由他或其他人承担。最适合的安排或许是大家轮流来承担这项工作,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首次会议的议程是选出下面几次会议的主持人。如这第一轮的会议至少能够就大会第一阶段的议程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只需要考虑会议后半部分的日程安排了,而对这一工作,我已经建议我们可以在周一的晚上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对它进行讨论。假如我们在这个会议中额外设置五位或六位成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讨论我们现在已经达成的方案的细节,或对根据环境的可欲程度对方案作出一些修改,这将是明智之举。你们可能也会认为有必要为大会设立一个秘书,或者最好能设立两个,一个负责会议的方案,另外一位负责一般性的安排,管理日常事务的安排。我相信在此阶段管理我们的进程,我们是有足够的回旋余地的。

 

在这一阶段,关于会议的组织或许还有另外一点要提。我当然认为我们的正式讨论应该保存恰当的会议记录。但是,我们并没有安排对我们的讨论进行速记,这看上去也是不太可行的。除了技术层面的困难外,这也有损于我们讨论的私人与非正式特征。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成员能够对一些重要的观点做一些记录,以便假如大会决定以某种书面的形式展现它的主要成果时,能够便捷地将这些记录的精髓变成文本。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作语言的。在我初次与各位的通信中,我曾隐含地假定所有成员都通晓英语,当然,这一假定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成立的,如果英语是我们会议的主要语言,这将会极大地便利我们的审议。我们不像官方的国际组织那么幸运,它们可以安排一些译员为自己服务。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遵循的规则的是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使用使自己的发言为尽可能多的成员所理解的语言。

 

当然,这次会议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为世界不同地区为同一理想而奋斗那相对小的一群人提供个人间的相互结识,从各自的经验中受益,或许也是给予相互鼓励的机会。我相信在这十天的会议结束之时,若大会只是实现了这一目标,你们也会同意这次会议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更希望这一试验性的合作将会被证明是那么的成功,乃至于我们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它继续下去。

 

无论认同我们总体看法的总人数是多么少,但相比与会的这一小部分人,他们中肯定有不少人更有能力,且对我所提出的大纲能予以积极的关注。我本人就可以列出两倍或三倍长的名单,而且我丝毫也不怀疑,根据我得到的建议,我们毫无困难地列出一份来自不同国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普遍信念,并且愿意为这些信仰而奋斗的人的名单。我希望我们可以编辑这样一份名单,对列入名单的人精挑细选,并且想出一些办法,使这些人之间可以继续保持联系。这份名单的初稿我已经放在桌子上了,我希望你们尽可能地把你们认为合适的名字增添进去。并且在你想支持的其他建议性名单后面签上您的大名,如你们觉得名单上的某些人不适合成为这一永久性组织的成员的话,也请私下里告诉我。除非他得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中两个或三个人的支持,否认我们就不会把他的名字包括在内。在大会的晚些时候,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审查委员会,来确定最终的名单也是一个可欲的办法。我认为所有那些被邀请来参加这次会议但却不能来参加的人,毫无疑问地应是这份名单的成员。

 

当然,提供这种常规性接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寄给诸位的一份信函中,我使用了一个有点夸张的词“政治哲学的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我用“学院”这个词旨在强调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假如这样一个永久组织要实现它的目标:它必须是一个封闭性的团体,不向所有的人都开放,只向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信仰的人开放。假如我们要保留这一特征,那么成员的资格只能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我们要像其他伟大的学术团体一样,认真对待成员资格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建议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组织称为“学院”。如果你们决定成立一个社团,选择什么名字将由你们决定。称之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Acton Tocqueville  Society)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有人建议如果添加雅克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作为第三位守护神会更适当。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去考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组成什么样的永久性团体,它必须是封闭性的,除此之外我对组织问题没有什么强烈的要求了。还要说明的是,至少在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应尽可能地使它保持一种宽松的形式,并使它只作为一种通信团体而存在,在这个团体中,成员的名单只是方便相互之间保持直接的接触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如果分类整理会员提供给他人的复印或油印的相关的资料实际可行,这在很多方面将会成为我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能够安排所有成员之间相互提供他们自己作品的复印或油印件,如这件事可行的话(我担心无法实现),那么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我们避免专业杂志所带来的风险,即我们只能与那些已经转变信念的人交流,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其他从事类似或互补活动的人的动态。但是有两件急迫之事,一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的努力应达致大量不同的读者,而不能仅局限于那些已经转变了观念的人;二是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对于彼此的研究成果都应有充分的了解,这两件事是可以进行整合的,而且迟早发行一份杂志的可能性至少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事。

 

但是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到的或许只能是维持我所提出的这种宽松和非正式的安排。因为假如我们想实现更大的目标,那么必然会要求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如果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那么各种可能性都可能会向我们开放。尽管那种情景是吸引人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开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已经是我们在不以任何方式牺牲一丁点独立性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了。

 

当然,这一会议本身告诉我们,如要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多么地依赖于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一次,必要的资金主要来自瑞士,就对美国成员的旅行费用的资助而言,也有部分是来自美国。当然我们不能期望我们总是会这么幸运地获得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资金支持。这一点,也是我想利用这个最早发言的机会想向你们保证的。与此同时,我必须衷心感谢胡诺尔德(Hunold)博士,他筹措了瑞士的资金,我还要衷心感谢来自位于堪萨斯市的威廉.沃尔克慈善信托(William Volker Charities Trust)的W.H.鲁诺(W.H. Luhnow)先生,正是他使美国成员参会成为可能。对于胡诺尔德先生,我们还要感谢他为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承担了所有地方上是事务,我们现在享受的愉快和安逸都归功于他的努力和远见。

 

我想,在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为熟悉,在如何协作共事的可能性方面拥有比现在更丰富的经验之前,我们先不讨论任何我已提及的实际任务,这才是明智的。我希望在今后的几天里关于这些问题会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讨论,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观点会逐步地清晰起来。在三天的工作和接下来三天较为非正式的伙伴式交流之后,我们会恢复我们的正式会议,其中我们专门会用一个会议来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系统性的考察。我也会等到那个时候,再对我已经为这个永久性学社尝试性提出的名称进行论证或讨论支配其活动的原理与目标。

 

暂时地,我们的名称还是“朝圣山会议”(the Mont Pèlerin Conference),对于这一会议,你们将会给出你们自己的法则,它的进程和命运如今已完全把握在你们的手中。

 

 

 

 

文章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公众号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