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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嵩:关于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
提要:

马克思对经济学理论最卓越的贡献是价值形式理论,由此科学地论证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果。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继承的劳动价值学说始终没有摆脱“双重叙述”的悖论,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信息论和复杂系统理论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任何一门严密的实证科学都有一个分析的出发点,即整个概念体系推理链条特有的逻辑起点。在这个起点,其基本命题是一个元命题,即它已不能由其他原理逻辑地导出。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定同我们对宏观研究对象还原解构的方法密切相关。当然,经济学也不例外。迄今为止,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众说纷纭,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商品分析开始;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把这个分析起点确定为理性经济人;一些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则把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认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商品与经济人,以及经济人之间只有通过交易关系才能连结起来相互作用,商品和经济人的孤立存在没有任何经济学意义。


一、还原论与整体论


 

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由来已久,事实上在人类思辨早期的本体论中已经隐含了还原论思想,它的经典表述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他的老师留基伯提出的原子学说。后来笛卡儿在他的《谈谈方法》中认为科学方法就是“把每一个考察难题分析为细小部分,直至可以适当地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与此同时,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哲学思辨中也提出了朴素整体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整体论一个正确的基本表述。在古代哲学思想中,还原论和整体论总是分庭抗礼。

 

但是,在18世纪经典力学以及引力定律构成天体力学的基础,“牛顿体系”被还原为真空中运动的质点,并力图在质点、真空、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备地描述复杂现实世界——从原子到大宇宙的理论体系。当时,这个宏伟的理论纲领正取得令人目不遐接的胜利,因此,还原论在近代科学体系中取得了至尊地位。用爱丁顿的说法就是“科学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

 

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还原论的至尊地位,因为,热力学的分子运动论的基本模型仍然是“真空中运动的质点”,只不过用原子论性的实体分子同质点对应起来而已。统计性规律的结论很好地解释了热力学现象,并相当精确地与经验观察一致。由此,还原论使西方科学得到难以置信的发展,近代科学在形成理性、实证等特征的同时,也在追求确定性和深刻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还原论适用的领域和层面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现象。

 

但是,这种认为一旦我们了解组成整体的小单元的性质,就决定性地把握了整体的过去和未来的信念,同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中演化和自组织现象的实验观察相悖,同这些科学对过去和未来的认识以及对局部和整体的认识是不协调的。这是因为,首先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都是可分的;第二是整体和微观组成单元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例如,微观粒子遵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定律,它和宏观物体运动的经典力学模型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即使我们了解生物大分子的微观结构,并不等于我们相应地就理解了生命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整体不再等于部分之和,复合体的特征与组成要素相比是创生的、突现的,还原法也就失效了,系统表现为不能简单分析的复杂性。总之,科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理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而不是简单加总。

 

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发展以及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中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成了这些新学科发展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还原论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还原论的局限性,从而根据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去确定使用还原方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并且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使用整体论的方法。从本质上说,这是由“世界的物理不可分性和世界不能最终分解为某些要素集合”这一理念决定的。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undivided wholeness),部分是由整体生成的,整体从逻辑上先于部分。因此,在一些科学范畴必须把整体作为整体来研究,而不是把它分解为组成它的元素。


20世纪物理学无与伦比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经历了物理学从经典力学到分子集合论、原子论以及后半叶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异军突起。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都是人类不断推进还原分解物质的层次而取得的,这个深化的过程永无止境,当然完全有可能进一步证实电子和夸克一类基本粒子仍然是一个可分解的复合体。同时,一些物理学分支的重大成果则是通过从整体上扩大研究对象的广度,而不是深化还原层次取得的。例如热力学、低温物理学和统计力学等,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自然基本规律的认识。特别是研究复杂系统的学科则必须从整体论的理念,遵循把整体作为整体,非线性作为非线性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这导致自组织理论、超循环理论、分形和混沌等非线性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因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学科特殊的研究对象恰当地把握还原层次,过犹不及。

 

例如热力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物体,即一个由大数微观粒子组成的物理系统,宏观性质是微观性质的统计平均,系统会表现出围绕平均值涨落的现象,系统的宏观性质是大数粒子无规则热运动的平均结果。因此,热力学的基本方法论必须是整体论的,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其基本规律也必然是统计性的。这些物理思想归结起来就是:


(一)运动普遍联系与转化的思想,也就是相互作用的思想;

(二)时间方向性(不可逆性)的思想;

(三)规律统计性的思想。因此,必须把热力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不能把它还原为单个分子、原子和电子,那是化学、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就这一点而言,经济系统非常类似热力学系统,从本质上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的,经济关系也是相互作用和时间定向的,其规律也是统计性的。

 

那么,遵从这些现代科学的启示,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分析中应当恰当地把经济系统还原为什么基本元素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二、“双重叙述”困难


 

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经作过精彩的论述:

 

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显然,第一条道路是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科学方法;而第二条道路则是叙述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抽象的规定(公设、假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从而把研究的结果最恰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特别指出,“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因此,正确地确定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至关重要,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分析的思维路径,否则,我们将面对一个危险的“先验结构”。几何学的发展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不同的逻辑起点(公设)将导致完全不同结论,虽然它们同样都是无懈可击的逻辑公理体系,这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非欧几何学。欧几里得从平行线公设(即通过一给定点只能引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出发,建立了欧氏几何公理体系。而罗巴契夫斯基则从鲍耶(Bolyai)-罗巴契夫斯基公设(通过一给定点能够引两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出发,这里只有一和二的差别,同样建立了一套完美无缺也绝不亚于欧氏几何的逻辑体系,这就是非欧几何,包括后来的黎曼(Riemann)几何。它们在逻辑上与欧氏几何完全平等,但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新奇结论,它在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非欧几何发展起来的思想极其有成果,它鼓励科学家们通过改变公理体系逻辑起点的方法去探索新问题和启迪创新思维。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些经典大师的传统,把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商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开始就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然而,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还原为它的元素形式——商品,从而把商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方法包含了许多理论上的麻烦和困难。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注意到了古典劳动价值学说“双重叙述”的缺点,即在商品交换关系发生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二重性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信条,仍然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它既不是一个自明的公理,事实上对它的严格定义和量化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分工决定的不同劳动时间是无法通约的,我们不知道一个小时教授的劳动时间等于多少清洁工的劳动时间等等。价值规定在古典经济学家们之间引起了许多枯燥无味,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谓的争论。诸如为什么钻石或窑藏的葡萄酒具有更高的价值等等?难怪李嘉图也不得不感慨道,在政治经济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不仅如此,价值规定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先验的结构”是造成商品拜物教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属性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分析出发的“双重叙述”结构,即在交换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的二重性,并“先验”地确立价值决定,不仅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同时也使得从价值量到生产价格的研究道路变得曲折崎岖,并且在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等问题上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和分歧。

 

虽然马克思后来也注意到了“双重叙述”的缺点,并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而这一切只能在交换关系之后而不可能是交换关系发生之前。但是,马克思仍然没有打算改变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分析开始的“双重叙述”结构,商品分析仍然是“先验的”,并“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只要保留价值理论的先验结构,脱离人的行动理论,脱离经济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经济学理论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价值悖论”(Paradox of value),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格现象,劳动价值理论始终无法回答为什么相对钻石而言,面包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价格)却微不足道,或者窖藏葡萄酒的增值从何而来。

 


三、“理性”经济人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系统分解为单个商品相反,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还原论的道路上採取了见人不见物的方法,即著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一切宏观经济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个体的偏好、信念、禀赋以及相互关系来诠释。从而把抽象的原子式个体——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这一研究方法是由现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确立的。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英国、瑞士、美国等一些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论,提出以心理分析为出发点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把经济学称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并以边际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由此引起的范式和方法论变革被称为“边际革命”。

 

但是,这种把个人心理作为经济分析原素的主观价值论马上就会遇到“加总困难”,因为不管是基数论还是序数论效用都不可能相加,苹果的效用加梨的效用就什么都不是,你也无法在苹果—梨—桃的效用之间排出一个次序来,它完全因人而异。主观价值论无法解决经济人的异质性和不可加性,连加法运算都不可能更何况其他数学分析方法。就逻辑严密性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没有解决异质劳动时间的通约化问题,并遇到“双重叙述”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经济分析的基础不能建立一个保证完备性、传递性、自返性三大公理的同质结构,那么,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就是荒诞不经的虚妄,这一点每一个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因此,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力图用“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来抽象掉经济人行为的异质性,排除掉人性的历史、社会制度、道德、禀赋等等差异,但是,这个同质结构是通过一系列辅助假设来获得的,例如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同质个体、确定性环境等等。其学理上的含义可归结为:

 

一、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并始终如一。

 

二、个人自利与他人利益的客观一致性。这就是亚当·斯密著名的命题,“他追求自己的利润,往往使他能比出于本意时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三、经济人行为理性原则。这一假设最先是约翰·穆勒定义了“经济人”的理性,即“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的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后来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界定,由此通过一系列辅助的限制性的假设获得合理性,它假定所有经济人都追求也能达到最大化利益,从而可通过在约束条件下目标函数求极值加以形式化。

 

这样,完全理性就成为一般人性假定,成为对人本质的抽象,它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从这个微观基础出发,后来动态一般均衡(DGE)理论又建立了由此通向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桥梁。由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原为“理性经济人”,即具有完全的信息和知识,去实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从而保证研究客体的同质性、独立性和内部结构不变性。这个把情感、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多元人性简化为机械论属性的步骤,对经济学分析工具形式化、规范化必不可少。

 

正因为这个不断回到平衡的守恒系统范式以及稳定平滑的分析工具,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多样性、不确定性、选择和突变等概念格格不入。它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不可能有充分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主流经济学面临深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流派,则从达尔文演化本体论出发,考虑重建“理性经济人”概念体系。他们同样把理性经济人作为演化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单位,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设同现实的背离。他们的目标是恢复简单经济人的复杂人性,重新赋予经济人自我感知、使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价值观和文化演进的创造力,他们特别强调大脑皮质组织的作用。库尔特·多普弗(Kurt Dopfer)认为:

 

“如果一个理性人模型能够为经济分析提供可能的解释,那么它就必须包括神经系统科学、认知科学及行为科学的内容。”

 

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大脑皮质的相互连接给所有人类表达形式施加的内部约束,无意识的认知往往会在有意识的认知行为之前闪现,这就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认为理性和目的性决定个人行为的立场提出了挑战。

 

这样,演化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概念就必须整合更多的人性要素,更全面、真实地还原经济人实在的人性。从这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出发,沿着更加“拟人化”的路线,当然同样可以建立一个遵循达尔文演化本体论的概念体系,并构建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架构很难达到实证科学的严密性和规范性,这个更加真实的“理性经济人”将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困难重重。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理性经济人”成功的重建。

 

由此看来,以商品或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路线都是不成功的,这些极强的限制性假定和完全违背经验事实的假定不可能建立起经济学数学分析的严密逻辑基础,也没有解决宏观经济的加总困难,即我们是否可以用简单加总商品和经济人的方法形成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而不会对我们研究的客体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个加总问题一直困扰着主流经济学。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四、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


 

对市场经济而言,交换是实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唯一方式,对此,斯密做了一个经典的说明:

 

“劳动分工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仅能满足他自己需要的很小一部分。他用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中超过他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以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求。于是,每个人都靠交换而生活,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亦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

 

分工和交换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社会人们经济生活的原初行为。在经济学知识体系中,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分工、交换这些概念最简单,因为它是不需要定义的原始概念。同时,它有最大的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因为从交换出发,我们可以用最少的原始概念,得到对经济学最有普遍意义的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不仅如此,交换这一原始概念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它既包含了人与物的关系,又包含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它可以是合作关系,也可能是竞争或者博弈,也无须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它本身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动态系统。因此,从个人的交换行为过渡到宏观经济描述不存在原则性的障碍。也无须对它做一些限制性的或者违背经验事实的假定。我坚信交换应该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推理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逻辑起点的不是孤立的经济人或孤立的商品,而是一个结构——交换行为。孤立的个人和商品对经济学而言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

 

亚当·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把价值概念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但是,价值概念无论从劳动耗费,还是从有用性或者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来考察,都不可能被严密定义和准确量化。除非引入货币范畴,但货币又只能是交换行为自发的产物,否则它只是逻辑的“先验结构”。价值概念的混乱引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各个流派之间激烈的论战,迄今仍然莫衷一是。至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遭遇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我们从个人的交换行为出发进行推理,就无须在经济理论建立前事先定义价值概念,从而避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双重叙述”的悖论,即在商品交换之前孤立地论证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也无须假定“理性经济人”。所有这些基础概念(价值、货币、价格)都会在交易行为中自发、自洽地演绎出来。这对传统经济学概念体系的逻辑结构是颠覆性的。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启示都来自20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I.普利高津和布鲁塞尔学派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他认为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而不是还原论和简单相加。这导致了对自组织现象,对大系统和复杂性的研究,并洞察到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一些最基础概念的局限性,也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如詹姆斯·布坎南在《后社会主义经济学》(1991年)中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将会吸收后普里高津时代自发秩序和自组织系统理论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发展更容易被纳入交换(catallactic)而非最大化的观点。”后来,他又在Economists Hare Clothes(2009年)一文中进一步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经济学,从广义的角度看,也许最好的定义是:经济是由一组内部相关、有简单也有复杂的交易组成的秩序。对这个秩序结果的某些方面进行计量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结果是无法选择的,因此也无法由集中决策者控制。”

 

因此,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前提绝不是商品集合,不是重建“理性经济人”概念,也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客体——经济人进行更精细的解剖和描述,这些过头的还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是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科学的研究范畴仅仅是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把交换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这是唯一的选择。

 

有趣的是,罗纳德·H.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强调经济学的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setting)时说道,“经济学家不厌其详地分析两个人在森林边缘用胡桃交换草莓,并认为这样来分析交易过程是尽善尽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这样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但是在我看来,在研究经济学原理,或者说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分析这个原始的交易过程就非常重要,经济学就从这里创生,我们会不厌其详地讲述这个“用胡桃交换草莓”的故事,不过是在信息论和博弈论的框架下陈述。还是《伊索寓言》里人们对那个“说大话的人”说的那样,这里就是罗佗斯,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库尔特·多普弗:《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冉明志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027页。

詹姆斯·M.布坎南:《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麻勇爱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X页。

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文章来源:本文由沈华嵩老师供稿

图片来源:网络

沈华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主要著作:《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危机后的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