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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政:无穷尽的新鲜课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优势

【导读】萧政(Cheng Hsiao)这个名字,在国内或许鲜见诸报端,但是在华人经济学界却赢得了满满的尊崇与敬意。萧政先生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任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主编,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他先后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长期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是世界面板数据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计量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预测’,但我只做经济分析,不预测将来。因为,预测将来难免出错。”在萧政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分析不能脱离其文化和制度,根据西方的社会环境来解释中国经济,难免遭遇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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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政先生是个比多数人想象中还要谦逊的人,一起乘车、进出门的时候,他都会让身边的人走在前面。而与他同行的人,往往是后辈。面对旁人施予的点滴方便,他从不吝惜“多谢”“辛苦啦”的连声道谢。他是个自在的人,每到一座陌生或曾相熟的城市,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在街头踱上一踱,睹一睹挂在当地人脸上的精气神儿,嗅一嗅飘在周遭空气中的鲜香味儿。在厦大校园里,授课、与教师交流、与学生的面对面沟通,是萧政生活的关键词。空闲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踏着单车,在厦大附近的大街小巷间逛着;萧政是个风趣的人,与友人小聚时,别人寻着笑声总不难觅到他的身影。虽是位终日与数据、模型打交道的计量经济学家,他的心里却始终住着孔圣、杜甫,揣着那“国”与“家”的情怀。

 

萧先生常常讲:“计量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预测’,但我只做经济分析,不预测将来。因为,预测将来难免出错。”在萧政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分析不能脱离其文化和制度,根据西方的社会环境来解释中国经济,难免遭遇水土不服。

 

“只剩我一个人拿着学士学位,岂不更显难得”

 

1943年,萧政出生于战火纷飞的重庆,1949年随父母迁居宝岛台湾。昨日少年如今已鬓满霜,却依旧清晰记得小学的升旗典礼上,凝视旁边墙壁上清朝盛世中国地图时心中的旁白——清道光二十二年起,每一次被列强割去的国土都用刺眼的红色标示,“希望有一天可以重见汉唐之辉煌”。从那时起,念头便种在了少年心中。

 

早年,台湾有人编了一本绘有祖国大陆各地风光的《锦绣山河》,长江、黄河之澎湃激荡,三山、五岳之巍峨旖旎,让年少的萧政身虽不至、心向往之——“如果这辈子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就很满足了”。几十年来,这份念想一直在那里,从未走远。

 

18岁是个神气的年纪。那一年,萧政跨入大学校门。“读什么专业”,却让一家人伤透脑筋。彼时台湾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用他的话来说,“平日里吃饭也少见到肉。孩子们心心念念地盼着农历新年的到来,因为过年时候不仅有鱼、有肉吃,还会有压岁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优秀的年轻人往往都去读了理工科,萧妈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儿子选读经济学的第一个反对者。然而,很多时候人生的路上就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执着与坚持,然后倔强地走下去。

 

四年后,走出台大经济系,22岁的萧政只身来到了泰晤士河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整个牛津也难寻几张中国脸孔,学习社会科学的中国学生更是难得一见。初来乍到时的孤单不难想象,“那时英文也听不懂,也不知课上老师在讲些什么,只好课下自己去看。书也买不起,就去图书馆抄书。但好处是抄书本身就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不管是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还是对于英文来说”。

 

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年轻的萧政阅读着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国内报纸。虽远走他乡,游子的心却时刻记挂着发生在故土的每一个故事和传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纪录片、东方红歌舞剧,他都是在牛津校园里看到的。

 

又过了两年,萧政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二张学士学位证书(bachelor of  Philosophy Degree) ,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跨过大西洋,来到了斯坦福,在此先后取得统计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十几年前的一天,萧政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牛津校方的邮件,信中说要把他当年那张学士学位证书“换”成硕士研究生学位(master of Philosophy Degree)证书。说到这里,他笑笑:“物以稀为贵,只剩我一个人拿着学士学位,岂不更显难得。”其行事之洒脱可见一斑。不过也不难想见,以先生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成就,某张证书上的某个字眼自然早已没有那么重要了。一路走来,迎面吹过的风早已令他气定神闲。

 

“1980年站在北京街头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今天的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如此的模样”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无疑以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宏观计量模型之父”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的中国之行作为发端。那一年,他带着一批美国计量经济学家走进北京西郊,开授计量经济学课程,这便是著名的“颐和园讲习班”。讲习班为期7个星期,教授团则由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安德森、安藤和克莱因本人组成。彼时的萧政不过三十几岁的年纪,执教多伦多大学,与克莱因素无往来,经由刘遵义引荐,便加入了这个团队,“毕竟那个时候,在北美懂中文的经济学家没有几个”。再次踏上故土,萧政心里“有些紧张,也高兴,更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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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政三十多岁时执教多伦多大学,经刘遵义引荐,来到了北京

回想起那个夏天的北京,萧政只用“不得了”来形容:“讲起来很神气啊,我在颐和园讲课。事实上,教室是寺庙改的。而中国的传统寺庙多三面是墙,只有一面墙壁上开有门窗,所以整个房间是不透风的,里面的人就只好汗流浃背。”在那个对于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单位而言,计算机也是稀罕物件的年代,空调只好被摆在心里。

 

个人的授课任务结束后,社科院安排美国专家在国内转一转、看一看。萧政心心念念要去云冈石窟,最终却未成行,后来上海、西安、无锡走了一圈,眼前故土待兴的图景让他心痛。转变必然是从观念上开始的,那一年,萧政提着行李走进一家旅馆,大堂两边坐满了的工作人员却对他视而不见,毫无服务意识。用萧政自己的话来说:“1980年站在北京街头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今天的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如此的模样。”六年后,再次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从擦肩而过的路人明显加快了的脚步和脸上挂着的憧憬中,萧政已然读出了周遭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

 

1995年,萧政终于得偿所愿,一睹云岗石窟的风采。从此,大漠深处的莫高窟便成了下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所在。真正自由的灵魂,总是不情愿被时空裹束着前行。读中学时候,少年萧政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掘楼兰遗址的传奇故事深深地吸引,他曾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考古学家”。几十年后,儿时的梦依旧是个梦,至少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埋在心底。

 

上世纪末,在大洋彼岸求学的一代华人经济学者当中,很多都曾寻求过萧政的帮助。萧先生几乎有求必应,却从不认为自己曾施恩于那些年轻人,他的言说淡泊如水:“那是因为我比他们老啊,我只是做了件顺水推舟的事情,核心还是这些年轻人自己优秀,其实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学生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如果对方认识我,我没有道理不替这些孩子讲上几句话,也谈不到帮过谁。”

 

淡然如此,他却时常将那句“中国经济学教育不应忘记邹至庄教授”挂在嘴边。很多人说今天的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但萧政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依旧是领先世界的。最初的那段岁月里,无论是“Chow test”(邹至庄留学计划)把年轻人送去大洋彼岸接受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还是“福特班”把“洋师傅”请进国门,送来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教育,无疑是邹至庄先生重新搭建了中美经济学学术交流之桥。“恐怕也唯有以邹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事情,我想做都没有办法。”说完,萧他依旧是淡然一笑。

 

为什么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甘心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彼时百废待兴的祖国,甚至就此一头钻进大漠深处?思来想去,萧政认为,如果一定要给这些行为一个解释,答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延展力和生命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潜移默化中赋予了华人独一无二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他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却每每看到中国学生都会觉得亲切,原因也讲不出来。我的小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读小学、中学时,他们的朋友还是各种肤色的,可是到了高中、大学时,他们交的朋友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华裔、东方人。”

 

“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需要礼物了,而是要把东西送出去”

 

2005年,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成立。从此,每年3月、12月,萧政都会如约从大洋彼岸飞来授课,“旅途难免比较辛苦,但是能够经常回国看看,总是非常高兴的”。最让他感到振奋的是,每次回来,都能感受到这座美丽城市的成长与蜕变。对于这一点,厦大西门作为游人进出“中国最美校园”的通道,其画面的变迁正是这座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缩影和佐证。

 

萧政眼里的厦门,早已不再是祖国东南沿海的那座边城,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美丽鹭岛。走在厦门街头,可以听到“南腔”和“北调”,偶尔一句闽南乡音入耳,萧政只觉得全身都舒坦了,怎一个亲切了得。

 

常言道,“无利不起早”。事实上,萧先生在厦大付出的辛苦却常常是“徒劳”。2008年6月起,萧政拿出自己的课酬所得,以其父的名字命名,在厦门大学设立“萧铮助学金”。每年资助四名特困学生在厦大求学期间的生活费用,其中三个名额分配给需要的本科学生(专业不限,其中一位为少数民族学生),一个名额定向留给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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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萧铮夫妇与德国土地改革运动大师达马熙克参加会议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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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政夫妇与父母合影

萧铮先生乃民国名士,被誉为“近代地学之父”。他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后获韩国建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为民国“扶植自耕农运动”的实际发动者和领导人。萧政说,父亲虽为经济学博士,却是私塾里走出的学问家,早年不曾研习数学,其所受训练与现代经济学教育大相径庭。

 

对学生,萧政敞开双臂、慷慨解囊。而对来自弟子的礼物,他却只留下那份心意。“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需要礼物了,而是要把东西送出去。”有学生请他转交礼物给萧太太,他总是欣然受之,恭敬拍照,然后完璧归赵。太太收到了照片,礼物也就算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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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校园里,萧政与学生面对面的茶歇沟通

萧政在厦大的日子,永远被教学秘书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为研究生授课、与教师交流、和学生面对面地在茶歇时沟通。忙归忙,他却乐在其中。“我很怕退休的,因为不知道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携手走过几十个年头,萧政对太太安排生活的能力很是佩服。“即便退休在家,小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相比之下,或见高低,却不妨碍萧政自己也成为时间管理的高手。交通问题几乎是每一座大城市的痛点,洛杉矶也不例外。在美国时,萧政都是五点钟准时来到南加州大学校园,六点钟学校游泳馆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跳进泳池,等他老人家神清气爽地“上岸”休息,已经是一个半钟头以后的事情。“没办法啊,我游得慢,只好多花些时间。”然后,他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此萧先生深信不疑。他常常建议友人多多运动,珍重身体:“一定要把运动当作每天的第一件事情去做,这样总可以坚持下来的。否则一忙、一累,运动的事就被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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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轻人在一起,萧政脸上总是挂着笑

中国的经济学家手头摆着无穷无尽的、新鲜的课题

 

在美国,一位学术杂志的主编通常最多可以任职三至四年时间。对此,曾任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的萧政给出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降低期刊主编个人好恶对于学术研究方向的影响”。对于学术杂志,尤其是权威期刊而言,其发稿量势必远远低于它收到的投稿量,那么如何选择文章刊发?除了审阅人的评判,主编的个人喜好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久而久之其个人价值取向难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所以学术杂志“只有不断更换主编,才能够不断地激发学人的创新思想”。

 

“经验”与“平衡”之间该如何寻找支点?萧政建议,中国学术期刊主编的任期也可以相对缩短一些,其中有利亦有弊,但在激发学术创新层面的影响应该更多会是正面的。

 

常常有人抱怨,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对此,萧政却不以为然。事实上,今天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新的经济现象,西方社会或许还未曾遭遇,但在未来可能也会遇到,那么中国学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就走在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萧政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颠覆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传统经济学思维。传统货币经济认为,货币供给量乘以货币转手次数,就得到了整体交易数量,而交易数量又与国民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货币影响干预经济行为。可在当前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中,人们扫一下二维码就完成了一次交易,平均转手数量无法测算。面对新技术,传统货币政策的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无疑给中国经济治理出了一道难题,也给中国的经济学家出了一道全新试题。但事实上,机遇永远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积累了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丰富的、独有的研究题目。上世纪80年代,萧政本人是非常支持乡镇企业的,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乡镇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求赢、求进、求发展的欲望与动机,表现出更优的经济效率。而今,他对于乡镇企业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经过了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生产工具已显粗简,生产效率难免相形见绌。曾经,萧政眼里的贵州可谓山清水秀,“论旅游资源,个人认为那里比英格兰湖区(Lake District)漂亮多了。于是,今天再见那些乡镇企业吞云吐雾的烟囱就觉得非常刺眼了,很多经济现象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在萧先生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手头摆着无穷无尽的、新鲜的课题,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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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颐和园讲习班”期间,与克莱因夫妇合影,左二萧政

多年来,经常会有学生找到萧老师抱怨:“不知道该如何找到研究题目。”每每这时,萧老师都会引用当年恩师雨宫健(Takeshi Amemiya)教授告诫同窗的那句“你先去找到别人文章当中错误或可改进的地方”,从纠正别人的错误开始,逐步深入,研究空间就会渐渐呈现在你的面前,进而帮助研究者建立自己的分析方法。

 

翻开硬币的另外一面,面对任何一篇学术论文,一定会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个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这就是个人学术进步的机会”。萧政常常对学生讲,他最欣赏老一辈数学家陈省身的那句“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从事学术研究不要想着立刻致富,“没有人理无所谓,我只要专注下去,总归会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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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女士来颐和园讲习班“探班”。左一为张守一,右一为林少宫,右二为吴可杰,右三为关淑庄,右四为王光美,右五为萧政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依旧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好的学风可以助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好的学风甚至可以助力一国经济、世界经济的长足发展与进步。萧政担任《计量经济学》主编期间,曾收到老师安德森(T.W. Anderson)寄来的文章。审核过程中,审阅人发现了文章中存在的谬误。于是,萧政提笔致信恩师,直言文中的不当之处。安德森也不介意,并很快回信,确认此处确为疏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与“改进”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萧政看来,美国人那种“不管不顾”的精神对于科学研究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值得肯定和借鉴。中国人的“人情关”当破、必破。

 

2016年春天,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及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邀请是年72岁的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 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来校演讲。其间,赫克曼教授自曝其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Crash my ego!”(来打倒我吧!)。萧政认为,恰恰是这种开放、勇于甚至乐于接受各方质疑的胸襟,成就了一名优秀的学者,帮助他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因为,竞争才是进步的原动力。

 

课堂上,萧政常常对学生说,“做学问,就是要追求真理”,紧跟着会讲一个发生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间的小故事:萧先生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加州计划建设连接旧金山湾区的长距离公共交通设施,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受邀论证该项目的“性价比”。大量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过后,麦克法登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预测项目实施的利用效率。不想这却招致他的同事——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理论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在学术杂志上公开发文,提出质疑。故事至此,看似杂糅了很多尴尬与不悦,其结果却如同童话般完美——恰恰是基于德布鲁的质疑,麦克法登改良了自己的模型,使其学术价值得以提升。为此,两位经济学家在人们心目中所赢得的敬意非但没有打折,反而各自收获了更多的掌声。

 

萧政认为,早期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往往关注比较大的问题,目标比较宏大。近年来,他喜见各种研究题目呈现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的趋势,“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分析透彻”。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依旧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孟子·梁惠王上》中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句话谈到环境问题,讲得很简练,没有给出严整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看来,如何利用客观真实的数据,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而非停留在浅层,是摆在中国经济学人面前的一道待解之题。

 

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改革之路才刚刚开始,需要践行者拿出十二分的勇气和坚忍。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明天,萧政是相当乐观的。他强调,加强国际沟通、赢得国际学界认可是中国经济学成长的一条重要的道路。



文章来源:

文汇学人(2018.5.18)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