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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与新时代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摘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促进古今贯通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及提升中国经济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及其地位等方面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旨在揭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内在机理、演进规律,探索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可行路径,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基于对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建以来所累积的相关著作类研究成果发展变化的分析不难发现,新时代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系统梳理,并实现从分散走向综合、从割裂走向贯通、从域内走向海外的转变。概言之,深耕与打通并行,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及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在新时代不断完善成熟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作者: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文丨《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


一、引 言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源远流长,自近代以降,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开拓和持续不断的探索,在古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范式、专业基质与研究体例等,形成了数量和质量都值得肯定的论文、专著、教材、资料选编等极为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与之相比,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也不可谓不多,但是在体系化、规范化、理论化方面尚存不足,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有所失衡。新中国成立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后实施及其转型相适应,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建设、改革与持续高速增长相伴随,中国经济思想与学术在传统思想、外来理论和自身实践的交互影响之下取得了空前发展,积累了可观成果,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术史、学说史的研究以及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正如胡寄窗先生1984 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的:“根据国外经济学说史研究的经验,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形成后,在十年或最多二十年的时间内就会被总结到学说史内容中去。”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张家骧先生也发出过要“加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呼吁。时至今日,这又成为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改革开放也已进入第四十一个年头,即使以1992 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计算,至今也已有二十七年的时间,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已步入一个应该也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大力开展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仁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继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何在,也需要在讨论中凝聚基本共识。基于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诊断,本文对该路径选择问题亦给出一家之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各专题领域的形成脉络、研究内容、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及著作等进行整理爬梳,并从创新挖掘的视角,对各专题的生成机制、理论要素、创新层次和贡献高度等形成基本判断。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迫切需要通过从分散走向综合、从割裂走向贯通、从域内走向海外的转变,实现新的转型突破和发展超越。概言之,深耕与打通并行,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及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在新时代不断完善成熟的必由之路。



二、使命与契机:加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是时代之需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是指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划分,并不代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完全割裂,主要是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后所采行的新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在学术范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方面与此前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在现代这个时段内中国经济思想本身也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变迁。基于上述认知,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研究和总结1949 年以来中国各种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的学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当前中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契机之下,加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一是推进古今贯通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迈进新阶段。如果分别以1897 年梁启超发掘古人经济思想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和1927 年李权时论及近代部分经济思想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作为发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已分别有超过一百二十年和九十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经过筚路蓝缕的学术开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胡寄窗、赵靖、侯厚吉、吴其敬、叶世昌等先生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上不断拓展、精进、深化,累积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与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相比,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虽不可谓不多,却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之虞,在体系化、规范化、理论化方面做得明显不够,这种研究上的不平衡也使得许多通史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常常不涉及现代或者厚古而薄今,加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利于贯通古今,构建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话语体系。


二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2016 年7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及兼容并蓄西方经济学有益元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丰富实践和理论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已经取得了大量有待整理的理论创新成果。如吴承明所言,“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经济思想史、学术史的回顾也是经济学发展创新的重要支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系统梳理、规范凝练、体系建构等,有助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与学术脉络。


三是推进中国经济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及其地位的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因其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不断拾阶而上,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经济学发展的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理论的振兴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常常是与该国的经济崛起相伴随的,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加强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进行与国际通行语言、学术标准相一致的现代化、规范化转化,有助于让国际学术同行更好地辨识中国现代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在满足其求索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思想基础的同时,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


三、开拓与发展:在多元化中锤锻经济思想史学科专业基质

尽管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已经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基础性探索。最早在这一领域进行学科开拓和探索的著作当数王毅武教授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编一著”,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后者融学科论、专题论和人物论于一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研究方法、发展阶段、主线及特点等,都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论述,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并不等同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不过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具有专业基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第一,随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推进,经济思想史愈益成为具有专业基质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专业规定性和理论准确性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对经济思想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时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得经济思想史更加符合理论经济学的范式规定性。张问敏1994 年出版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 (1899−1992)》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化为主线,其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的发展及一些主要理论问题的演变史均有重点分析。胡寄窗、谈敏1997 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结合学科和时间这两大维度对1949−1989 年间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整体发展线索和基本脉络进行了梳理,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也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体系。据初步统计,该书是通史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单本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著作。


由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思维和分析技术的累积,经济思想史学人开始以分析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现代经济思想。例如,赵晓雷的《新中国经济理论史》首开先河对1949−1999 年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分析,此书后来又被修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在顾海良、颜鹏飞主编的“新编经济思想史”丛书中,赵晓雷主编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在梳理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探析、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统计述要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第二,与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聚焦各时期思想家、政治家不同,现代经济思想史越来越多地将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纳入研究视野。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内生发展出独立的经济科学,因此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以不同朝代的代表性思想家、政治家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理论抽离辨析混杂于哲学、政治论述中的经济观点。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在这方面开启了先河,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做了系统研究。近代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的传入,才有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本土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也才逐渐被纳入研究范畴。新中国成立以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规模上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了代表性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外,以现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为对象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个中情形从国内诸多高校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可见一斑。例如,郭笑撰《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03)、田秀丽《孙冶方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评述》(福建师范大学,2008)、高文生《厉以宁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南开大学,2010)、张利英《顾准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2011)、万利《吴敬琏经济思想研究》(海南大学,2012)等等。显然,由于思想史研究需要一定的历史沉淀,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而许多新生代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还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定型。当然,对于一些政治家经济思想的研究也不鲜见,例如1992−1993 年陆续出版王毅武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就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李富春、邓子恢等人的经济思想分别做了专题研究。


第三,在继续保持原有的代表性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一些研究通过考察经济学术争论的变化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变迁。由于经济思想是附着于个人或群体的,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无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还是外国经济学说史中都是得到普遍使用的研究体裁,在中国古代、近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得到广泛研究采纳,其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也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也逐步转变了研究线索的组织方式和编写体例,注重通过对经济学术争论的演变来推进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当然,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史中也不乏对争论的研究,如对汉代《盐铁论》以及近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思潮中的经济思想挖掘。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不同面向和内在张力。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的进步是在不同理论思潮的交锋中取得的。例如,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初期,随着邓小平1992 年南方谈话厘清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之争,学术探索的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同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本确立,改革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呼唤经济理论的革新与指导。1995 年前后,樊纲和崔之元分别发表论文对“苏联范式”和“西方范式”进行了批判,这激起经济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经济学之根”的争论,进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讨论。进入21 世纪之后,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讨论等等,也都提供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研究素材。除了大量学术争鸣文章之外,也涌现了张旭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等著作。


第四,随着西方经济学不同门类知识的陆续传入以及中国社会各经济部门的专业化,聚焦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经济思想演变的研究得到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所提出的经济知识和人才需求,中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强化专业概念,设置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财政、贸易、计划、统计等许多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没有的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推进作用。然而,“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界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逐步导入正轨,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传播、研究和应用也得到重启,并且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也呈现出相互交汇、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思想研究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2000 年前后,由谈敏主编出版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即为从具体学科视角推进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包括《新中国贸易思想史》(李扣庆,1999)、《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陈信元、金楠,1999)、《新中国统计思想史》(徐国祥、王德发,1999)、《新中国金融思想史》(施兵超,2000)、《新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孙林,2001)等等。这套丛书是胡寄窗、谈敏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在各个具体学科上的延伸和细化研究,后者是首部以新中国经济思想史冠名的著作,主要考察了1949−1989 年间的经济思想史变迁。此外,近些年来陆续还有李超民的《新中国国防经济思想史》(2010)、韩枫的《中国第三产业经济思想史》(2016)等著作问世。


第五,非经济思想史学科出身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经济学说史的研究队伍,开启了重写经济学术史的学术潮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2009 年,非经济思想史学科出身的经济学家重写新中国经济学术史形成一股潮流,这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年,先后有张卓元的《中国经济学60 年(1949−2009)》,白永秀、任保平的《新中国经济学60 年(1949−2009)》,柳欣、秦海英的《新中国经济学60 年》等著作出版。2012 年,张卓元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出版,这是非思想史出身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研究方面做出的新尝试新探索。随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到来,预计此类长跨度的新中国经济学术史探索又将迎来一轮新的高潮,这些探索对于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大裨益。


叶坦曾以张卓元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作为典型案例做了实证考察,剖析了经济学术史探索与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叶坦看来,经济思想史是与经济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她认为该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填补了空白,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成为引领经济学家‘学史兼治’的成功典型案例”。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学界这并不鲜见。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现代经济学百科全书式学者肯尼斯·阿罗就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并曾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连续教授经济思想史课程⑤。与阿罗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也著有《经济史理论》一书。厉以宁称许希克斯“始终是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态度来看待经济史研究的”。这些均印证了科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离不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


四、深耕与打通:新时代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路径选择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使命、新形势、新任务,下一步的发展道路怎么走?笔者认为,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新时代的发展路径,即深耕和打通,两者并行。前者主要是针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虽已在多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整体而言,在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全面、系统、深入挖掘方面还做得不够,未能准确反映现代中国经济学人在运用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后者则主要指向的是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内部及其与古代、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分散、割裂状态,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隔膜。如同叶坦所言,“建立本国经济研究学科,包括从基础理论上的探索和本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才能达至前面指出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历史使命,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一方面,作为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而形成的针对具体领域的理论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科学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所凭借的元素和基础。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挖掘整理不够,是导致中国经济学构建迟缓不前的重要原因。实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经济理论创新成果,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过渡经济学理论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一项核心任务,是在明确一系列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需求的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研究专题的基础上,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各专题领域的形成脉络、研究内容、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及著作等进行整理爬梳,并从创新挖掘的视角,对各专题的生成机制、理论要素、创新层次和贡献高度等形成基本判断。


作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前文所述的三大历史使命的完成。在推进此项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至少包括:一是建立起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具有共识性的科学识别标准与问题框架,以确保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筛查科学性与列举完整性,建立具有理论专业基质的思想分析框架。二是完成对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层次分析与价值评定,明晰不同理论创新从何而来及如何实现、代表人物和著述有哪些、贡献具体为何及影响多大等。三是明晰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与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中国经济学构建锁定研究对象、分析元件,提供适宜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借鉴。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除了对于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梳理之外,也需要在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和学术史脉络的全面系统梳理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规律,分析、提炼并探索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系列基础理论和概念范畴,这有助于勾勒出一条探索和丰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进一步而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迫切需要通过从分散走向综合、从割裂走向贯通、从域内走向海外的转变,实现新的转型突破和发展超越。


第一,从分散走向综合。目前,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从人物到专题有越来越专精的趋势,这类研究是基础工作,其越多、越细、越实当然不是坏事,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趋势,这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规律是分散−综合−再分散−再综合的循环,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理论综合是学科发展、科研进步的必然要求。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在斯密综合、穆勒综合、马歇尔综合、萨缪尔森综合③等一次又一次的范式综合中实现发展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问、学科,其要往前发展也需要不时进行理论综合。21 世纪初,李根蟠先生曾言“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的概括,研究水平很难提高”,对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是如此。


当然,综合研究的难度必然不小,与中国经济史的整体研究一样需要“广博扎实的基础、通览全局的眼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尽管困难,但是这样一个综合研究非常重要和必要,需要有意识地加以重视和推进。面向未来,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着力促进经济理论知识与实际经济知识、经济学科知识与历史学科知识、经济思想历史描述与经济史发展背景分析等的交融渗透,不断构建完善包括学科界定与学科特质、研究对象与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等在内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保持科学性、严谨性、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根本,也将为更高层面的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思想源泉。


第二,从割裂走向贯通。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先后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思潮等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模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形态,与中国古近代尤其是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一定的隔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古今分割。司马迁提倡“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认为“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需要古代、近代和现代各个时间维度的深耕,也需要不同时代区间之间的打通,以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之下完整呈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动态变化。


观诸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经典教材和著作,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全三册)和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四卷)的时间下限均为鸦片战争,后又有近代和现代的经济思想史专著问世,但打通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研究很少。赵晓雷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将研究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着力构建从公元前21 世纪到公元2010 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该教材累计出版四版,在学科研究体系贯通古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一花独放不是春,如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领域出现的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家思想史重镇的学术争鸣与理论创设一样,具有经济学专业基质、体系贯通古今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还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加入。


第三,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本身就是在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交汇冲突中发展而来的。一方面,它兼容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外来理论成果和术语元素,具有国际化的基因和可通约的话语。另一方面,它又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继承、扬弃和发展,凝结了对中国独特经济实践的总结、凝练、抽象。所谓“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是世界所期待了解的。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理应有中国篇章,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因其有机融合了国际化与本土化、通约性与独特性的元素,通过完成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发展史实的识别、梳理,有望推动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


尤其是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非常重要,杨祖义曾指出扩大中国经济史学学术话语国际影响力的三种形式:“一是使用的概念、术语被世界学界接受,并被翻译和应用;二是专著被翻译、被引用;三是比较系统的教材被翻译和使用。”如以这三个维度来检视,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首要的就是加强兼顾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学术话语的提炼和系统化,继而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走出去与国际经济思想史学者引进来的双向学术交流,以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经典文献的中学西渐传播,极大地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及至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5ZDB131)子课题“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与学科发展的理论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2014110309)的研究支持〕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