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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并未就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式达成一致意见,这使主流宏观经济学为奠定可靠的微观基础的努力经历了数次不同的进程,每一进程都将主流宏观经济学引入不同的道路,造成其内部不同的流派,致使各个流派之间存在论争。这种状况反映出,主流宏观经济学并没有踏进一条可靠的研究路径,而只是处于踏入一门科学的可靠之路之前的探索阶段,因为,不然其内部就不会产生多种研究进路并存和流派之争的局面,而会在研究范式上有明确的共识。在笔者看来,主流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处在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之前的摸索阶段,是因为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有问题。

 

晚年的哈耶克在接受经济学家杰克•海伊(Jack High)的采访时谈到,从奥地利学派的视域来看,宏观经济学(笔者认为指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笔者看来,哈耶克所指的方法侧重于指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惯用的总量分析法和数学方法。在笔者看来:总量分析法和数学方法容易使研究者们陷入方法论上的客观主义、集体主义的误区,使得研究者们误以为他们所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是直接被给予的(given),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客观地考察的,进而容易使他们的讨论带有观念实在论的错误论调,不利于人们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真实理解;总量分析法遮蔽了总量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如相对价格结构、生产结构(资本结构)、时间偏好的关系结构,和过程性的问题,有碍于人们深化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认知;总量分析法使得微观现象与宏观现象之间被人为地划出界限,割裂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在关联。

 

而面对微观与宏观之间人为的割裂,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者试图以代表性主体去弥补,可是代表性主体掩盖了主体间的异质性,加之某种程度上,总量法为采用数学方法提供了便利,促使数学表达式的广泛应用,这使研究者过虑掉了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内容,致使主流宏观经济学难以确立可靠的微观基础。所以,哈耶克认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觉得,所选取的总量分析法和数学方法是使主流宏观经济学尚处在摸索过程中,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然而,正如无风不起浪,空穴才来风,由凯恩斯而降,总量分析法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流行是有原因的。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来说,比之于个体主义方法的不足,总量分析法被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对凯恩斯来说,可以运用个体主义的方法分析个体的微观现象,但是,当考察的现象从微观上升到宏观层面时,就会发现个体主义方法是不适用的,是不连贯的:微观的视角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所得来的分析与宏观视角下对这种分析的再考察会形成反差,使得个体主义方法下的分析面临着悖论。

 


所以,凯恩斯抛弃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代之以总量分析法,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诸如总供给、总需求、总储蓄、总投资之类的总体变量及相关的研究。拿节俭悖论来讲,凯恩斯认为,对于个体来讲,节俭是件好事,是美德,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它可能就是糟糕的事象,因为个体的节俭会使得消费下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样一来就会有碍于社会投资的增加,进而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退;要摆脱节俭悖论,就需要在总量分析法下去分析总储蓄、总需求、总投资等总变量。

 


其实,凯恩斯之所以会得出节俭悖论,原因是:在凯恩斯那里没有一个有效地将个体的节俭与相应的宏观经济连接起来的资本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就无法洞见由节俭所形成的储蓄是如何转化为生产资金,经由生产者的作用进入生产结构下的诸生产阶段的,就误把实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当成促使经济衰退的因素。与之相反,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个体的节俭表明,在时间偏好上,与时下相比,个体更愿意把需求留给将来,相形之下,由于生产者会将其行动指向未来的生产、供给,会为未来的生产作准备,故生产者的时间偏好是其更愿意在现在进行投资,而不是等到将来再投资;由是观之,个体与生产者的时间偏好便形成了互补,两者的行动会相辅相成,如是一来,由节俭形成的储蓄就会经过生产结构下的各个生产阶段进入生产领域,这会促进生产方式朝更加迂回的方向发展,进而提高经济的生产或供给能力,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将经济推向衰退。

 


透过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可知:个体的节俭向来被视为一个美德,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则为节俭这一美德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的辩护;个体的节俭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供给的增长,而不是消费的增长,造就经济增长,消费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对经济增长之成果的享用,由此可见,类似于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所倡导的以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个体的节俭与经济增长是通过时间偏好的关系机制和生产的迂回化机制而发生关系的。然而,在凯恩斯的经济学中,行之有效的资本理论是阙如的,加上所采用的总量分析法,这使凯恩斯不能在个体的节俭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不过,主流宏观经济研究者接受了凯恩斯的总量法,使之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得到流行。

 

如前面有所提到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者企图用代表性的主体去构建微观基础的做法有助于数学方法的处理,也许是为了迎合应用数学方法的需要才选用代表性主体的,但不管怎样,用代表性主体来构建微观基础的做法虽然便利于数学上的处理,但在对待所研究的对象方面,它却暴露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个体是被机械地对待的,是被当成机器似的刻板地行动、作出对环境的反应的人,而不是按照把人视为异质的、具有主观主义之认知特性的人的态度被对待的。

 

所以,笔者意谓:在基于代表性主体的探析中,研究者就无法考虑主体之间异质的问题,而是相当于把主体同质化了,加之数学方法的应用,就会在基于代表性主体的分析中倾向于对所考察的变量采用客观主义的处理方法,而无法把主体基于主观主义而各自形成的基本事实(data)考虑进来;基于代表性主体的分析在真实世界中便没有指意(signification),就不能与真实世界发生关系,就会妨碍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的认知;基于代表性主体的分析虽然有利于对个体变量进行机械地汇总,但它并不能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起内在的、系统的关联以弥合两者之间人为造下的割裂,也就不能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确立起牢靠的微观基础。

 

其实, 在经济学中,所谓的某某悖论或某某之谜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所指的事象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在我们运用理性来认知事象的过程中我们的认知方法、研究方法出了问题。换言之,我们所考察的经济事项本身并无悖论或迷,所谓的悖论或迷是我们的理性自己制造出来的。只有理性自身改变认知事项的思维才能化解悖论或迷。同样地,在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上,微观与宏观经济现象之间其实本无所谓的割裂,微观与宏观经济现象仅仅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状态在那里存在,在那里发生着关系。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来说,微观与宏观之所以存在割裂,可靠的微观基础之所以没有得到确立,原因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者在认知和研究方法上犯下了错误。如果我们要为宏观经济学确立可靠的微观基础,我们就需要转变错误的认知方法,另谋他法。在这方面,已有的一些社会科学里包含着富有价值的方法论学说,值得人们到那里去汲取那些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论成思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类不同的科学,这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上,也反映在它们的研究方法上。在研究方法上,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哈耶克(F.Hayek)等指出的,人们先对宏观现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在此认识基础上去分析、推导其微观的构成要素,比如,先对水这种物质有所认知,然后推导出水分子、构成水分子的氢原子和氧原子,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如门格尔(Carl Menger)、韦伯(Max Weber)、哈耶克等所表明的,人们首先了解的是个体的要素,而后才会在对基本的个体要素们的了解基础上有所认知,而非一开始就对宏观现象有所了解,因为,像哈耶克曾表明的,宏观现象尽管能被人们察觉,但它们不是直接被给予的(given),不是现成的(ready-made)可供认知的对象。对奥地利学派来说,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要旨。对社会科学如是,对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科学亦是如此。

 

 笔者认为,在经济科学中,尽管我们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指引下首先对个体及其行动有所认知,并从这种认知开始进行相关的探讨,但这并不关涉本体论方面的内容,而仅仅是限于认识论的或知识论的(epistemological)范围来探讨问题,毕竟开始不等于起源,这就意味着,这种研究方法并不会使得我们在本体论上秉持这样的观点,即先有微观个体,后有宏观现象、社会。在认识论的视阈内,我们看到的是:个人被当作社会的个人;社会经济现象对个人的影响会在个人的认知、观念及其行动中表现出来;个人之间会发生互动关系、作用;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会使得既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得到维持、演变、发展。

 

我们之所以能够解释、理解个体的行动,原因在于个体具有社会性,个体的行动是社会经验内的产物,而我们也具有社会性,大家共享相同的逻辑结构。这一点在门格尔、马克斯•韦伯、米塞斯、哈耶克等那里都有所论述。个体的行动是个体在有关行动的认知、观念、态度的指引下进行的,而个体对行动的认知、观念、态度乃是个体在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下对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与事物和其他人的关系、对自身进行认知的产物。于对个体们行动的认知基础之上,我们便能够去解释、理解经由个体们的行动及其互动关系、作用而形成的宏观经济现象。

 

这种运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的研究所反映的是:就像我们在米塞斯、哈耶克的论述中所了解到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与主观主义密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的;个体们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双向的关系,当中既有向下的关系,也有向上的关系,这种双向的关系,借用凯姆普贝尔(Donald Campbell)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术语来说,是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可以见出,向下的因果关系其实并不是单向的、单一的关系,而是一种既有向下的又有向上的双向关系。如果把向下的因果关系当成是单向的,对它的理解就是一种误解,就是望文生义。不幸的是,在笔者所了解的中外文献中,在涉及向下的因果关系时,除了哈耶克之外,其他人都把向下的因果关系误解为单向的因果关系,不宁唯是,有人觉得向下的因果关系是不足的,于是提出向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补充,以便把双向的关系都考虑进来,而全然不知道自己事实上是曲解了向下的因果关系。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向下的因果关系是相容的、一致的。从上面使用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来化解凯恩斯的节俭悖论中可以看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植根于其资本理论之中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也揭示出向下的因果关系。然而,在凯恩斯基于总量法的资本理论论述中,像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向下的因果关系所展示的认知是没有的。在笔者看来,缺乏有效的资本理论和采用总量分析法是凯恩斯理论的严重弱点,这致使凯恩斯不能为其经济学建立较可靠的微观基础。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二版序言的首段指出,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倘若该领域的研究者们经常在对其研究工作进行审查之后,又走上另一条进路,但是这另一条进路并不像希望的那样有利于达至认知的目的,那么,这样的研究工作就还处在摸索阶段,尚未进入一门学科的可靠之路(securepath)。按照康德的这种看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还没有踏进一条可靠的路径。

 

笔者意谓,除却对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向下的因果关系所揭橥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人们试图为宏观经济学确立可靠的微观基础的努力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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