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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创新项目论文系列】产业政策有效性边界研究: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产业政策有效性边界研究: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此系列为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20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论文主要内容及创新介绍。

作者:侯方宇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

导师:杨瑞龙



主要内容

本文旨在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问题,主要通过构建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影响产业政策有效性边界的因素及其背后的理论机制,并为提高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即广义上的产业政策在什么条件下有效。由于产业政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缺乏具有广泛共识的清晰内涵,所以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只是第一步。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产业政策内部的有效性边界,即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讨论哪一种产业政策最优。为了分析产业政策内部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讨论了三个子问题:
(1)政策制定方式如何影响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2)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3)不同政策类型如何影响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章回答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产业政策是否因地制宜”,对“因地制宜”的刻画对应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因素“专用性投资”。有效的产业政策不是“一刀切”的,也不应盲目模仿或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是需要政府投入专用性投资进行因地制宜的探索。二是“政商关系是否健康”。有效的产业政策需要健康的政商关系,需要政府成为“帮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从第四章开始,顺承“专用性投资”和“政商关系”这两条线索,本文开始研究第二个问题,即产业政策内部的有效性边界。第四章将“专用性投资”因素进一步解构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从政策制定方式的角度将产业政策划分为“顶层设计”式的产业政策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产业政策,前者侧重于中央政府的专用性投资,后者侧重于地方政府的专用性投资。通过构建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本章研究了“深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产业政策在顶层设计与政策试验两种政策制定方式中的选择。研究发现,政策试验与顶层设计的有效性边界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专用性投资的相对重要性。产业政策越具有跨区域性,或有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中央政府的专用性投资越重要,“顶层设计”式的产业政策越有效,反之,则地方政府的专用性投资越重要,“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产业政策越有效。

第五章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与否来刻画“政商关系”因素,因为政企合谋会使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用信息优势来规避产业政策,导致产业政策的低效甚至无效。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专用性投资”的政企合谋模型,本章以“潮涌现象”为例讨论了政商关系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有效的产业政策应该是“奖惩结合”的,单纯“惩戒”或“疏导”式的产业政策会由于可能引发的政企合谋而趋向于无效;(2)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专用性程度越高,政企合谋越有可能发生,产业政策越趋向于无效。

除了“专用性投资”和“政商关系”这两条线索之外,本文还将单独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横向产业政策与部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这是因为产业政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缺乏具有广泛共识的清晰内涵,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了关于横向产业政策与部门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因此,第六章根据这两种产业政策的区别构建了关系型契约模型,发现横向产业政策与部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取决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1)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较低时,横向产业政策优于部门产业政策,其优越性来源于更高的社会声誉资本以及交叉补贴带来的更多有价值产业的进入;(2)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时,部门产业政策优于横向产业政策,这是由于部门产业政策更有利于事后协调以及落后产业的淘汰。



创新价值

相比于已有文献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本文试图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贡献。

第一,本文试图对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性的梳理。国内外学者虽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梳理工作,但由于侧重点各有不同,且相关文献过于分散,已有的梳理工作难以全面揭示产业政策的内涵,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归纳也缺乏系统性。本文全面梳理了相关文献,评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以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问题有一个系统性的把握。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聚焦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研究产业政策在什么条件下有效,而不是研究产业政策是否简单的“有效”或“无效”。已有文献虽然对产业政策是否有效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讨论,但只能得出产业政策“有效”或“无效”这种普适性的结论,无法得出“有效”或“无效”所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从而不是因地制宜的。仅仅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既无法让我们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使理论发展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也无法使相关争论更进一步,更不符合经济学强调权衡取舍的基本逻辑。本文主要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问题,是对已有文献的补充。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引入不完全契约理论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已有文献主要在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固然重要,但这只是讨论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的一个视角,过于强调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忽视产业政策具有的契约不完全性特征,低估契约不完全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构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框架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与已有文献形成互补。

具体来说,我们在每一章中都试图进行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在第四章研究政策制定方式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时,本文借鉴了管理学的相关研究,认为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时面临的经济环境不仅是信息不对称,更是“深度不确定性”,进而通过构建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刻画“深度不确定性”。在第五章研究政商关系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时,本文将“资产专用性”因素加入到了经典的政企合谋模型之中,将企业的生产成本内生化,从而将政企合谋的研究框架扩展到了产业结构转型与治理等领域。第六章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关系型契约模型来研究不同政策类型之间的有效性边界,补充了已有文献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关空白。我们认为,政府干预的优势在于可以强制执行契约,那么当缺乏一个政府之上的第三方来制约政府时,政府违约便也是“强制执行”的,从而对政府的限制只能依靠契约的自我执行,即关系型契约。我们在这个思路下分析了横向产业政策和部门产业政策之间的有效性边界,已有文献则较少涉及到这一思路。

第四,在逻辑机制上,本文提供了一种基于契约不完全的逻辑来解释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时所面临的激励问题。无论是“晋升锦标赛”、“地方政府竞争”、“行政发包制”还是“政企合谋”,已有文献大多从利益互惠的角度来探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和激励,本文则讨论了剩余控制权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专用性投资对参与人激励的影响。特别的,本文在另外两个方面也扩展了已有的逻辑机制。首先,本文为政策试验和顶层设计的选择提供了新的逻辑机制。在不完全契约的分析框架下,政策试验与顶层设计的权衡取舍不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专用性投资的相对重要性,这是已有文献较少考虑的。其次,在讨论不同政策类型之间的有效性边界时,本文将声誉效应与事后协调联系起来,扩展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文献。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强时,部门产业政策优于横向产业政策的原因正是有利于事后协调,但与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我们更强调声誉机制的作用,而不依赖于资产专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