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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源分配决策与人力资本形成【博士创新项目论文系列】



《家庭资源分配决策与人力资本形成》


此系列为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20当代经济学博士创新项目”论文主要内容及创新介绍。


作者:李长洪

毕业院校:厦门大学

导师:赵敏强





主要内容


人力资本高低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收入和幸福感,也关系着一国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个体获得多少人力资本(教育和能力)与家庭的资源分配决策息息相关。本文围绕“家庭资源分配决策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这一主题,对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研究。首先,以教育供给方的特征变动为切入点,讨论家庭资源分配决策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第一个问题);接着,在Becker and Lewis(1973)的Quantity-Quality理论基础上,讨论家庭资源分配决策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时,可能产生的外部性(第二个问题);最后,基于“班级”社交网络视角,讨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影响(第三个问题)。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概括如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研究教育供给增加会如何通过影响个体获得教育的最低认知能力要求,进而影响父母在儿子和女儿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决策,从而影响男女教育获得的差距。以“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高校扩招”会显著扩大“有异性同胞”男女高中教育获得的差距。结合理论模型,进一步发现父母的“重男轻女”观念可以解释这一差距。

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将外部性植入至Becker and Lewis(1973)的Quantity-Quality理论中,并在中国1979年“一孩政策”的实施背景下,研究家庭内小孩数量与质量(认知能力)的权衡经济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性,会如何影响个体的高中教育获得概率。传统的Q-Q理论只关注家庭内部的经济决策,但是,整个社会所有家庭的集体决策则会通过外部数量和外部质量渠道对个体的教育获得产生反馈效应,继而影响总教育产出。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父母生育成本上升会降低生育小孩的数量,但对小孩质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价格效应”和“分配收入效应”的相对大小。在同质性家庭假设下,进一步发现父母生育成本上升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外部数量”渠道,且其影响方向是正的。实证上,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最后,第三个问题以非认知能力为例,关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影响。考虑到情绪特征是衡量个体非认知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以负向情绪为例,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发现:班级内他人负向情绪的上升会显著提高个体的负向情绪;进一步发现这一效应对社交频繁度高的学生和女性学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创新价值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简述如下。

第一个问题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一是丰富了教育扩招影响男女教育获得差距的文献。既有文献常利用发达国家数据,在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的背景下,实证发现教育扩张能显著降低男女教育不平等。但是,这一结论未必适用于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国家,譬如中国。因为当存在“重男轻女”观念时,父母在子女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决策,不仅受男女的能力相对大小影响,而且取决于父母的“性别偏好”。现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有兄弟”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鉴于此,本文关注中国的教育扩招会如何影响父母在儿子和女儿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决策,进而影响男女教育获得的差距。本研究为这一支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二是丰富了“高校扩招”影响男女高中教育获得差距的文献。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能从“高校扩招”中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过,他们并没有关注“高校扩招”对男女高中教育获得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止于初中阶段,高中教育是研究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始点。此外,大学至高中的“涓滴效应”(The trickle-down effect)会从“高校扩招”政策中产生,因为“高校扩招”不仅会影响个体“高中升大学”的概率,也会提高个体“初中升高中”的期望收益。若不考虑“高校扩招”是否影响个体的“初中升高中”教育决策,而直接识别“高校扩招”影响个体的“高中升大学”教育决策,将导致估计结果是有偏的,甚至会出现错误的结论。本研究对这一支文献做了有益的拓展。

关于第二个问题。考虑到:既有的Q-Q理论文献聚焦于分析父母如何在小孩数量和质量间的权衡经济决策,而忽略了父母这一经济决策可能产生的外部性影响。本文在既有的Q-Q理论基础上,以父母生育成本变动为切入点,研究家庭内小孩数量与质量(认知能力)的权衡经济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性,会如何影响个体的高中教育获得概率。正如构建的扩展模型所预测的,传统的Q-Q理论只关注家庭内部的经济决策,但是,整个社会所有家庭的集体决策则会通过外部数量和外部质量渠道对个体的教育获得产生反馈效应,继而影响总教育产出。因此,若忽略外部性影响,而直接研究父母生育成本变动会如何影响个体的教育获得,将导致估计结果是有偏的,甚至会出现错误的结论。本研究对既有的Q-Q理论文献做了有益的拓展。

关于第三个问题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一是丰富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影响研究。既有文献主要关注个体受教育年限、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外部性影响,而鲜少关注个体的非认知能力。本文对这一支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二是丰富了情绪的传染性文献。已有的情绪传染性实证文献常将个体的社交网络划定为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或者“与受访者处于同一地点同一行业的其他被调查者”,并讨论正向情绪是否会传染。但是,鲜少文献关注负向情绪的传染性。此外,将社交网络划定为农村村委会等做法,会面临着较严重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使用班级层面的学生样本数据,可以较好地克服现有情绪传染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