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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



摘要: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源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学习,其后的发展也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和拓展,另一方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点也因体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且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为救亡图强,学者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主流态度,从晚清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向民国时期的“体用一致”,其所学和宣传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出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除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说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排斥。最近40年,市场化改革促使各界在争论中逐渐接受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方法。但是,如何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始终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关键词:西学东进  意识形态  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经济成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称颂,但如何从这种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一组独特的命题,并使之升华至理论化的高度,从而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习近平同志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其中,第三方面的资源就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西方经济学。如何把握好这类资源?那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面对经济学界的这样一个时代课题,对中国引进、学习和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做一番回顾、分析和总结,是很有意义的。

一、晚清民国:西学东进

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屡受列强欺辱。这极大地激发了有志之士为强国而求知识于西学的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震”,“中央帝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传统上历来傲视其他国家的精神资本。战败使一部分国人看到英国之强大。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也是在这种潮流中发生的。

最早比较完整引入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人是1869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他在同文馆以“富国策”的名义讲授英国学者H.Fawcett (1833-1884)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与汪凤藻合译,于1880年以《富国策》的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此书成为京师同文馆改为京师大学堂之后的教材(傅德元,2010)。第二本被译为汉语的经济学著作是英国经济学家W.S.Jevons的专著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该著作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并于1886年以《富国养民策》的书名交由总税务署出版。这些译本均采用“西译中述”的方法(即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录和润色),故其翻译质量并不出色。在1895年之后,这种译法逐渐消失。

实际上,真正具有里程碑式影响的译著是由严复(1854-1921)所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原译名为《原富》),该书于1901年交由南洋公学书院出版。严复所译的西学名著还有《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等。严复是引进西学的第一功臣,被誉为“西学圣人”。在严复身上,可以看到国人对西学态度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此前,国人倡导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社会精英思考如下问题——列强强大的真正奥秘难道只是“夷之长技”吗?“严复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东西方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文化。因此,对于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价值观、制度、风俗、思想,必须用同一个维度来衡量,即它是否维护和强化民族国家。凡是阻碍这一目标的传统,没有什么会是神圣的。”此处所引的,是书中《译后记》。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之用者也。中西之学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对西学的学习应做到“体用一致”。为什么选译《国富论》?他认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夫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梁捷,2009)。

自严复始,基于强国而广求知识于世界的认识逐渐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学人开始了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热潮。有学者统计,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国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约40部,其中2/3为中国学者的介绍性著作,1/3是译作;译作中多译自日文(赵晓雷,1994)。即便是国人撰著的介绍性著述,也多取材于日文文献。例如,梁启超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革小史》(1903)是国人所撰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说史,该书上至古希腊、古罗马,下至德国历史学派,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说等,均有所述。但它所述的素材基本上都取自日文文献。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甲午战争中国败于历来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使得一大批仁人志士赴日留学,意图探究日本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强大的奥秘。他们回国之后大量介绍日本的学术成果。二是“和制汉字”使国人较容易阅读和理解日文书籍。

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西学引进质量并不高,国人的著述基本上都是拼凑之作,但是,这也的确“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唐任伍,1999)。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日文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贡献——经济学词汇的翻译,尤其是对专业术语的翻译。例如,political economy中的economy应当如何翻译?严复主张译为“计学”,梁启超主张译为“生计学”,但这两种翻译均未被大量采用。相反,据考证,1896年的《时务报》上发表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一文,也许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运用“经济学”一词的汉语文章(任金帅、王先明,2012)。受京师大学堂之邀,由日本学者杉荣三郎编写的《经济学讲义》(190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取名为汉文“经济学”的第一部书籍。此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以“经济”“经济学”命名的译自日文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直接从日文移植过来的汉语经济学词汇有五十多个,包括经济学、经济、生产、消费、资本、交易等。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一批在欧美留学的学者加入,经济学的引进、传播和学习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统计,民国期间出版经济类著作就达一万六千余种,相比于晚清时期呈现出爆炸增长的态势。此书目将经济类书分为九大类。其中的“经济总论”类有736种,涉及西方经济学的书目有701种,包括译著339种,自著364种。译著中,译自英国58种,译自美国29种,译自苏俄76种,译自日本80种,译自德国48种,译自法国28种,译自奥地利9种,匈牙利4种,瑞典2种,其他5种(北京图书馆,1993)。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于1923年的“中国经济学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学社”是一个以留美学者为主体,集合政、学、商界等上流人士组成的学术团体。这一学社最初由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陈长衡、陈达等12人创立,目的是提高经济学的教学质量。1924年,马寅初等人渐次加入,并于1925年通过新的章程,将学社的宗旨确定为:(1)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2)讨论现代经济问题;(3)编译各种经济书籍;(4)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主持下,这个学社不断发展和壮大,大部分知名的经济学家均为其成员,其一时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团体和“中国传播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心组织”(孙大权,2006)。它的社刊《经济学季刊》在1930年4月至1937年5月间共出版8卷29册,是当时公认的经济界权威刊物。

自然地,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说者,也有“中国经济学社”之外的成员。在民国时期,若要论翻译经济学名著最有力者,当推王亚南、郭大力。他们合译或独译的名著有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等。此外,读者甚众的还有王开元译自德文版的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原书名实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及众多个译本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等等。

至民国结束之时,引介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经济学家在总体上抛弃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态度,译介西方经济学的宗旨是“输入文化,拯救衰亡”,寻求国家富强的知识。

这是始自严复所形成的主流态度。例如,梁启超在其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革小史》(1903)的《发端》中写道,“今日则全世界赴于开明之时也。故凡立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而且演无形之竞争以斗市场,岂好事,势使然矣”。又言,西国“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理之发明,亦其最重要之一端也”。

夏炎德表达了当时多数译者的心声:“经济之学以非吾国所固有者,欲真正输入先进国经济学说,莫如翻译各家原著,盖翻译能使读者窥其全貌,较之杂凑编译为彻底也。”自然地,不同的学者会偏爱和倾心于某种西方经济学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例如,马寅初认为,中国宜采用德奥学者所倡导的“全体主义”,故颂扬亚当·米勒、李斯特、斯潘等人的思想。唐庆增倾向于英国古典学派,其倾心于亚当·斯密,宣扬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思想。(夏炎德,1948)

第二,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传播和学习,中国终于有了“经济学”这样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了“经济学”学术群体。

在此之前,中国并无“经济学”。长期的自然经济统治使中国形成的是一套以“地产、地租、赋税”为基础的经济思想范畴,诸如裕民、富国、均田、薄赋敛、强本抑末、重义轻利、黜奢崇俭、漕运、屯垦等等。这类思考只有片断式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散见于历代文献的“集部”,既缺乏体系,且立场多拘于伦理,鲜有从经济学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经济问题的,已经无法适应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唐任伍,1999)。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国人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思维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逢国家内忧外患的、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虽然引介的西方经济学著述中有大量的理论内容,但中国学者更多的精力是借此讨论中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例如币制、金融、财政、贸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实属“应用经济学”的范围。诚如夏炎德所评论的,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是一种“纯理经济学”的形态,而是“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革的思想”的形式表现。

各类大学、高级中学、职业学校、商科学校等纷纷讲授经济学课程。其中,较为流行的教材包括马寅初著的大学教本《经济学概论》、赵兰坪编著的职业学校教科书《经济学》。前者从1938年初版到1948年第9版,后者从1928年到1946年再版15次(岳清唐、周建波,2014)。民国时期出现了各种经济学学术团体,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合作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新生命派、新思潮派、中国经济派等。相应地,还出现大量的经济学刊物(严清华、李詹,2012)。

第三,在译介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学界出现经济学中国化的诉求,即:把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解决,理解和消化外来理论,使之符合中国的需要,转变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构成国际学术积累过程的参与者(程霖等,2018)。

这种意识在经济学界早有反映。早在1929年,李权时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即言,“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照洋货,所以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致以与洋货逐于市场,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20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先生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并以此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之一,认为这有待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谈敏,2000)。

之所以会发出这种声音,是学者们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状态不满。夏炎德的下述言辞很好地表达了这种不满:“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曰:蔑有也。以视德国,自英国古典学派思想传入,不久即反动,而自本国文化背景中产生历史学派,建立国民经济学,且由此而引出保护主义政策建议国家施行。美国少壮经济学者,留德受历史学派熏陶,卒能在国内发展成一制度学派,而与古典学派相颉颃,于经济学上盖已自树自帜。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想转而自谋创造。多数学者未尝不知创造之重要,惜真能致力创造不多,致力创造而已有圆满收获者,更未之见。”

第四,与“西方经济学”同时引介而传入中国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被归类为“西学”。如果说引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中国学者想讨论的主要是经济的“术”的问题,那么,引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想讨论的是“道”的问题,即根本性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如果说在“中国化”的学理方面有成就的话,那也主要是集中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必然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这种讨论相当一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进行的。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4)、李达的《经济学大纲》(1935)、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1949)等。他们均致力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这种讨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形态,且采取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

二、改革之前30年:“西学东进”的没落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于1952年按照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经济学教材换成苏联教科书。1952年秋季开始,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历时五年),包括政治经济学分班,培养研究生。与此同时,原高等教育部“搭便车”,把全国高校20多所政治经济学的骨干教师召集到燕京大学,开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给这两个班上课的苏联专家主要有阿尔马卓夫、然明、焦姆斯基、诺罗肖洛夫等。然明和卡拉达耶夫讲授经济学说史课程。然明编写的《经济学史讲义》于1958年出版。之后,翻译了卢森贝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分别于1959年、1958年、1960年出版。卢森贝写道:“自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相当阶段,而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权以后,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便已经敲响。然而,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不再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发展’了。庸俗化的和辩护论的方法和形式之交替,便是它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所引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下述著名论断:“只要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9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据此,学术界把西方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时间以1830年为界。相对而言,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评论比较客观。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相对正面的明确评论。因此,研究者承认它包含着科学的成分。第二,英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大来源之一。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整理和研究有关古典经济学著述相对较多。但翻译和整理的目的决然不同于民国时期。王亚南先生写于1965年《国富论》的《改订译本序言》中说道:“1931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改题为《国富论》,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可见,王亚南和郭大力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目的不同于严复,不是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作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历史经验的经典著作。

至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后的经济学,都被视为“庸俗经济学”,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可以说,这在当时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学界的基本态度,中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人民大学,吴大锟、项冲给经济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名称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高鸿业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名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吴易风,2017)。这之后发生的两次有组织的批判事件直接恶化了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对陈振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关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批判。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气候出现了重大变化,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贝亚利事件等。毛泽东希望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力量,解决党内的工作作风问题。党中央于1957年4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有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1957年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陈振汉教授邀请其他五位,讨论和起草了《意见》,就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主要提出三条意见:(1)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经典的目的在于“懂得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依赖于大量直接引用经典著作的表述来进行论证。(2)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而应当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即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接受问题”。《意见》还特地举例说,“例如凯恩斯的乘数论只是一种数学概念,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的投资效果呢?又如庸俗经济学中所常用的边际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它的用处呢,特别是像统计学这样一门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统计学里面的许多方法概念,像选样理论、常态曲线、时间系列和相关系数,等等,我们感觉可以同样应用来分析我们的社会经济现象,但被一概摒诸统计领域之外,而我们所学所教的统计成为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之外毫无其他内容,因之极端枯燥简单和贫乏的东西,是否是我们过分夸大了有些学问的阶级性甚至对有些东西并不了解也没有接触,但只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呢”。(3)要划清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间的界限问题,否则,“为了省事,为了安全,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谁也不愿多惹是非,这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

在随即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这份《意见》和其作者受到有组织的严厉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文章,并把《意见》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招魂”,学术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作为《意见》的组织者和主要起草人,陈振汉成为批判的焦点人物,被视为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反共急先锋”,“资产阶级右派在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

另一个事件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人口年增长率为20‰。马寅初认为,这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抽样调查方法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率,实际的增长率太快了。在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他就以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形式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就有人认为,马寅初的观点是以马尔萨斯的思想为基础的。在1957年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他就人口控制问题再次进行发言,并以《新人口论》为题,以人大代表书面发言的形式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他认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把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人口质量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对于如何控制人口增长,他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思想;二是修改婚姻法,鼓励晚婚;三是普遍宣传人工避孕,反对人工流产,以免残害生命。他在论文中郑重申明“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但是,这种申明并没有避免马寅初在之后发生的批判中被批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新人口论》于1958年初在北大校园的大字报中遭到点名批判,接着《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陆续发表批判文章。随即,马寅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第二次批判始于1959年底。对此,马寅初在《新建设》1960年第1期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光明日报》随即组织文章进行反击,马寅初受到更猛烈的批判。给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是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是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好在凭借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没有在政治上受到更多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初,情况曾一度有所变化。1961年,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文科教材,供大专院校教学之用,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具体负责。之所以会有此举,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此前国内大学文科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源于苏联,但此时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再使用这些教材似乎是不妥的。所要编写的教材包括“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参与编写者黄范章曾写道,组织者曾专门指示说,“对西方经济学,也要了解和借鉴,为此就着重要求介绍要客观、要系统,使人们能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原貌。为了解除编者的顾虑,还着重指示:你们编写者负责学术关,我们组织者负责政治关;介绍是否客观和是否系统,你们要负责;批判得够不够,你们不负责,你们不必多考虑。……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西方经济学直接采取全盘批判态度达十年后第一次显得有所松动。”此次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原定为两本:《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经济学说史》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鲁有章、李宗正主编,上册于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由北京大学的罗志如任编写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任副组长,所编写成的《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人民资本主义》四个分册陆续于1962-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原计划中的《福利经济学》直到1984年才以《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的书名出版。虽然组织者强调编写者只用“负责学术关”,不用负责政治责任,但是,“反右运动”已经给他们留下阴影,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他们的智慧。

与这种官方态度的松动相适应,“庸俗经济学家”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十多种,包括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1959)和《资本实证论》(1964)、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961)、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963)、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62)、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63)、凡布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书籍的译者言中,都强调这些著作为资本主义辩护者的庸俗性质。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开始艰难的学术转型,并逐渐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高的领域。与此同时,外文著作翻译量开始大幅度萎缩。据统计,1949-1979年间,翻译并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共计68部,其中,译自英美的有52部。相比之下,译自苏联的经济学著作达151部,仅1949-1959年就有136部。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的译介工作几乎处于停止状态。

“西学东进”之所以陷入这种状态,究其原因,第一,就客观基础上来说,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之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基于私有制而展开市场经济分析的西方经济学自然不适用于解释这种体制中的经济活动。因此,重点引介的经济学著述以苏联为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在理论上,当时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同为社会主义,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视同为资本主义,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必然要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之物而加以批判,能学习的就只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且基本上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就主观方面来说,就像卢森贝那样,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视为只是发展和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论断的结果。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前者“庸俗成分”的发展,那么,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机制更准确地分析和论证呢?

三、改革40年:“西天取经”的繁荣

随着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随即开启的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界重新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引介活动。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中国经济学界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但改革的实践急切地需要新的经济学知识来支撑和拓展改革的视野。于是,人们把求知的目光指向外部。其中,一大部分目光指向东欧经济学家。因为这些国家先于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组织各个部门对南斯拉夫、匈牙利进行了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进行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西天取经”。

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天取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项活动。

第一项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成为“中国引进、传播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主阵地和核心平台”(方福前,2018)。

1979年5月,陈岱孙、宋则行、张培刚、吴斐丹、朱绍文、李宗正、宋承先、刘涤源、厉以宁、吴易风等17位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学者聚于杭州,联名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简称《创议书》),公推许涤新为名誉会长,陈岱孙为会长。《创议书》提出,“必须积极开展对外国经济学说的研究,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批判一切反动、错误的思潮和理论,吸取一切可供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借鉴、利用的东西”。

当年,研究学会就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翻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简称《文选》)。《文选》由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从英文文献中选出外国当代主要学说和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译为中文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文选》的第一辑于1979年出版,至1997年,共出版17辑。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含西方学者对这些学说和理论的评论,也包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会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工作。此《论丛》于1981年开始,至2000年,共出版20辑,成为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

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成立4个调研小组(即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对中国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受于光远先生领导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的委托,研究会于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在北京大学开设国外经济学讲座,43位学者共讲了60讲,主要听众是国家机关中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讲座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法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也包括企业管理、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经济预测、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方法等比较具体的专题,还包括主要经济学说和流派,等等。这些讲稿汇编成四册,以《外国经济学讲座》的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这是第一套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书籍,影响很大。

第二项重要活动是商务印书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旗帜,开始系统地组织翻译和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1981-1990年,列入《汉译学术名著》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有53种。其中,一部分是原有译本的重译,一部分是新译出的著作。读者最多的有两种,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特别是后一种,仅仅在1979-1991年的12年间,就重印10次,发行量达103900套(方福前,2018),成为当时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译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比较经济研究丛书》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第三项重要的活动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专业)逐渐开始开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概论”课程。

当时,流行较广的教材有鲁有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胡代光、厉以宁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厉以宁、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梁小民编著的《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国内一些教授的建议下,决定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类专业的13门核心课程之一,并于1989年组织国内学者开始编写这些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高鸿业和吴易风合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1989)就是其产物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在实质上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态度典型反映在陈岱孙1983年所发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之中。他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制度决然不同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因此,对这种经济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应持批判态度;但是,它的某些内容,例如企业组织理论、市场机制分析、定量方法等等,具有借鉴价值(陈岱孙,1983)。

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虽然人们基本上同意以“发展商品经济”的名义引入市场机制,但是,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仍然存在争论。在实践中,虽然计划体制受到市场因素的不断冲击而显得越来越难以维系,但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1992年,中央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初见成效,西方经济学的引入逐渐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翻译出版、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书籍、文章无以计数,且类型繁多。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译丛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和《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库》和《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丛书》和《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华夏出版社的《现代西方思想文库》、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等等。此外,还有大量并没有以“丛书”“译库”的名义出版的各类书籍。

可以说,只要在西方出版界出现反响比较大的书籍,就会立即有汉译本问世,并配之以媒体相应的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出版即成西方出版界的畅销书,中信出版社立即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且配之以《〈二十世纪资本论〉导读》,在中国学界和媒体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更为典型的案例是: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一公布,国内学界和媒体就会出现一个介绍获奖者理论贡献和影响的小高潮;出版界也会立即组织人手来翻译获奖者的主要著述。

第二,在教学的课程设置中,逐渐地很少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名称,代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称呼,且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程度来设置课程。相应地,在教材的使用上,也从自编教材转向直接使用从英美国家翻译过来的教材,甚至是直接使用英文版的教材。

较为流行的汉译版教材包括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的《微观经济学》,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的《宏观经济学》,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安德鲁·马斯-科莱尔、马克尔·温斯顿、杰里·格林的《微观经济学》,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等等。

最早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也许是“福特班”。1984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与美国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从高校研究生中选出一批学生,集中学习;教学完全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进行,旨在培养一支能在中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青年教师队伍。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1985-1996年)和复旦大学(1988-1993年)具体承办,由于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故称为“福特班”。“福特班”直接使用英文版的研究教材,由欧美教授授课。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为这两个教学点提供的经济学教材书、工具书和参考书达8000多种(方福前,2018)。此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也使用英文教材。自进入21世纪以来,使用英文教材授课的学校开始不断增多。

第三,在科研中,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概念和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成为一种主流趋势。

其中,最突出的是分析工具的运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人以阐释经典和政策为主,且基本上以定性的分析和表述为主,最多再加上一些统计数据和分析。据调查分析,1984-2007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以计量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的论文所占的比重,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7年为53%;2000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论文中几乎还没有以计量分析为主的论文,但是到2009年这类论文的比重占到55%(李子奈、齐良书,2010)。自然地,这类论文必然要遵循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并大量使用其语言和术语。因为这类计量模型是以数理经济学为基础建构的,而有关数理经济学则是对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论证和表述方式。

只要西方经济学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就会出现国内学者的跟进研究。例如,西方学者提出“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国内学者就会立即使用这类概念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福前等,2018)。

第四,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对西方经济学放弃了原来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从承认其存在科学的成分,到逐渐走上了基本肯定的道路,并常用“现代经济学”来指称“西方经济学。”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的《编者献词》(作于1988年)强调:“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只要我们以分析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的《出版说明》(写于2000年)则是这样表述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其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对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加快经济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应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我们出版本丛书的初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写于2002年)的表述更为肯定:“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20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

与上述四大趋势相对应,西方经济学引入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各界的经济学知识结构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现在,国人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的术语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这不仅体现在学术讨论、媒体发表的文章之中,也体现在政府政策的表述和解释之中。

这种运用和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这种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来讨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和体制转轨问题。之后,随着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更多地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理论来讨论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三驾马车”的比喻及其相关部分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经济学。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不断完善,运用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成分不断增加,范围也不断拓展。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西方经济学确实在如何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逻辑上提供了比较一致的基本思路,诸如明晰的产权结构、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有序的自由竞争、价格的市场化、企业有效的内部治理、政府恰当的职能、稳健的货币、可持续的债务等。这类思想确实对国人思考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应完全归于这种影响。因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西方经济学的上述思想提供的是一种参照系的作用。即便是正确的经济学原理,也不可能直接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种转化不能只进行理论推导,必须充分考虑到与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的许多因素,识别和判断复杂的约束条件。中国改革远比西方经济学标准理论所阐述的要复杂得多,走出的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标准政策方案(例如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中国的成功当然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但这不能成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方案正确性的证明。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基于国情而对上述思想的灵活应用,结果产生的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制度安排,被称为“中国道路”。

在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警告的声音。这种声音重申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即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的内容,也包含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因此,学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批判性地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并把这种态度贯穿于研究和教学之中。这在流行很广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中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说明。在此书题目为《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第十三章中,编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整体内涵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宣扬的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此,要进行否定;它“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和总结的方法有许多内涵是值得而必须加以借鉴的”,但是,“决不能生搬硬套,必须注意到国情的差别”。据调查,有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比例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1∶1变成目前的1∶4。另外,西方经济学课程从西方经济学原理一门课“膨胀”为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流派等多门主课;且在课堂上“述而不评”。针对这类现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2007年召开西方经济学教学专题研讨会,并把讨论中形成的意见总结为《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报送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就教育方针、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吴易风,2017)。

四、两点进一步讨论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实践的证明当然包括中国改革的成就。那么,谁的理论能够给出这种证明?我猜想,在各类理论中,至少应当包括西方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虽然这种理论被证明是不完善的,还存在着明显可以大量讨论的余地,但即使是强调西方经济学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学者,也承认它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部分。

这就引出来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识别和分离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与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部分?二是如何“本土化”?

(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是长期游荡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解答这一问题的一个基础,必须弄清楚它的意识形态究竟在何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首先,它表现为信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是它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态度。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为资本主义辩护,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它对私有制进行的辩护之中。那就是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可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晰,从而实现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与之密切相联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因素是,不承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剥削的现象,从而为资本的行为进行辩护。就此而论,意识形态较明显地潜伏于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和产权经济学领域,而在宏观经济学中似乎不存在这类因素。

其次,在上述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还有各类次级的意识形态,潜伏在经济学家的“愿景”之中,表现在他们的政策主张之中。

这个层次的意识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运用过程之中。经济学家建构的模型本身就决定着所要选取的事实,并对选取的事实进行简化。其中的限制性假定强调某些特定的事实特征。利用这些假设,经济学家就可以像他认为“好”的那样去讨论问题。意识形态使西方经济学家拥有自己的某种要阐明、捍卫和批判的主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和学派之间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愿景”和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从而决定着经济学家所选择的重点研究课题和特定假设。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基石是一般均衡论。如果说以芝加哥大学为典型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那也并非是一般均衡模型必然的推论结果,而是把某些特定的假设施加于这种模型的产物。这些特定的假设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政策无效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那就是把一般均衡模型改造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改造的方法是增添一些特别的假设,包括理性预期、卢卡斯供给函数等。通过这些特定的假设,某些市场的不良结果和市场失灵现象,例如失业、经济泡沫等,就完全被排除在讨论视野之外。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则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定义出各类“市场失灵”,从而提出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方案,包括主张宏观需求管理、政府规制、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明显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方案。

为什么从一般均衡模型中会推论出来完全不同的政策处方?皆因为附加的特定假设不同,从而引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所引入的特定假设深受不同类型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不可能从基本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政策结论。他们的各类政策建议是通过引入带有倾向性的特定假设而得出的。

因此,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时,应当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二)“本土化”问题

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也存在着一个基于国情的运用和发展问题。这是更艰难的细致问题,需要逐一进行认真努力研究和分析。经济学的最优逻辑只能阐述一般化的原理,而对它的运用则要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约束。

例如,一般理论表明,有效的产权制度必须保证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能够充分享有其投资的收效,且要使生产者的激励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相匹配。对这种观点,可以用最优逻辑来给出证明。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安排呢?私有、公有还是共有?这种选择既涉及历史基础、现实利益格局等复杂的因素,也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经验证明,这种原理并不直接映射为唯一的制度安排。农村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形态和发展、集体和国有企业的改制等,遵循的并非是最优选择的逻辑,而是实践问题导向的创造性制度选择。虽然这类改革还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

如何把中国的这类改革经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总结,还需要中国经济学界的不懈努力。“中国道路”是一个远比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要复杂得多的宏大问题。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模式”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必然的。从更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指导思想的结果,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的国情和本土的知识有效结合起来,才可能为制定出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在这种意义上,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也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贡献。

*注释略



文转 |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公众号
原载《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