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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



摘要:马尔萨斯以最早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学家身份,在相关经济学演变中具有源头地位。本文揭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描述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直接为发展经济学中贫困陷阱理论奠定了分析基础;马尔萨斯也是最早采用两部门分析的学者,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流行的人口红利研究则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机制的一种假说及其经验验证;凯恩斯受马尔萨斯启发并影响后人的研究,揭示了人口停滞对有效需求的制约,成为描述世界经济状态的长期停滞假说的理论渊源。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各个阶段,分别与前述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理论具有对应性和相关性。本文还讨论了如何从以往的经济理论中获得借鉴,同时为经济发展理论做出新的贡献。本文设想,把理论发展脉络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完全有望发展出一个需求侧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


关键词:贫困陷阱  二元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  长期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



20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感慨道:“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凯恩斯,1997:97)从凯恩斯成形的理论以及一些不尽成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个说法并非凯恩斯一时的心血来潮,甚至也并不是出自学术观点上的个人好恶,而是凯恩斯把自己的研究结论与经济学说史相关联得出的严肃结论。撇开凯恩斯关于19世纪经济学发展情景的另类想象不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把人口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和结论,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理论还是对经济发展政策,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许多与当今世界发展难题关系密切的理论思潮、分析框架和政策主张,或多或少都打着马尔萨斯的烙印。

鉴于这些受马尔萨斯影响较深的理论流派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落后国家的后起赶超,因此,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与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经历和即将来临的发展阶段、曾经面临并予解决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等等,有着十分贴近的联系。以中国的经验与这些理论进行相互印证,既非教条主义或食洋不化,也非后见之明,而是具有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意义,对于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既有理论,以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含义。本文尝试从源远流长且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贫困陷阱理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人口红利理论和长期停滞理论等方面,考察马尔萨斯经济思想、分析方法的历史影响。



一、贫困陷阱理论的直接源头



马尔萨斯(2007)在其不朽名著《人口原理》中,假设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以食物为代表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结果便是人口过度增长,经济增长的结果反而是贫困,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能满足养家糊口的最低需要,最终,自然灾难、瘟疫、战争和饥馑对人口增长产生强制性的抑制。如果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即便由于无论何种原因产生一个超过生存需要的经济增长,由于随之而来的人口出生率提高和(或)死亡率下降,增加的人口将再一次摊薄产出的增量,使生活资料降到生存水平之下。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种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负反馈机制”作用,才导致经济不断回到并困于低水平均衡状态。

如果说马尔萨斯描述的这种贫困恶性循环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真实写照,那么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蓬勃兴起,“马尔萨斯陷阱”已经开始被打破。以致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领域,很多人认为马尔萨斯的结论已经不适用于他本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他用以论证结论的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种种事例,具有粗糙、拼凑和随意堆砌的性质(莫克尔,2020:1—14;Hollander,2017:237)。至于马尔萨斯饱受后人诟病的无视技术进步的分析方法,更为主流的经济学所摒弃。

固然,《人口原理》一书反复地叙述了来自所谓“文化落后地区”“近代欧洲各国”等时间空间都差异性很大的事例,叠床架屋般地论证贫困陷阱和人口的抑制。然而,从经济史角度公允地说,马尔萨斯列举的这些现象,的确精准地刻画出了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以及工业革命初期,世界各地都表现出的贫困现象及其恶性循环。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经历了长期时滞之后,最终呈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之前,人类社会几千年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尔萨斯时代。而且,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其中被遗忘的部分,即发达国家之外仍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出的落后地区,仍然适用于以马尔萨斯意义上的贫困恶性循环来刻画。

因此,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陷阱理论,就是按照马尔萨斯的分析传统而形成的,在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式微之前,已经发展到很高级的程度,而且至今不乏对于贫困现象的解释力。例如,一些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尝试解释,为什么以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为代表的古典发展经济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早期古典发展经济学萃取了历史上的发展经验,形成了所谓的高级发展理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启发了一些贫穷国家的最好经济赶超实践。另一方面,古典发展经济学被宣告终结,以及随后“华盛顿共识”的兴起,并非由于建立模型方法发展的结果,而是出自对东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失败教训的误解,甚至可以追溯到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展理论的误读(Kattel,Kregel, and Reinert, 2009)。

我们不妨就以纳克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为例,考察贫困陷阱理论与马尔萨斯的理论渊源。这样做并不意味着纳克斯的理论有多么明显的马尔萨斯基因,而是因为纳克斯可以作为发展经济学在学说史上达到顶峰时的高度。马尔萨斯的经典逻辑是,由于存在报酬递减现象,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均资本被稀释因而工资水平下降,终究导致静态的人口增长。

下面,让我们先借助图1中的内圈所表示的这个经济循环,理解贫困陷阱理论普遍具有的基本原理。纳克斯的出发点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即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而言,过多的人口,导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纳克斯从生产不足或低水平均衡状态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贫困是一个因果循环,其中资本不足既是这一因果链条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低生产率导致低收入,进而导致储蓄意愿不强和积累能力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反过来维系着这个产出不足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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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侧两陷阱:供给制约的低水平均衡和需求制约的高水平均衡

纳克斯把这种恶性循环看作是一种稳定均衡状态,称之为“欠发达均衡”(Bass,2009)。然而,与马尔萨斯理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或者说看似不具有马尔萨斯渊源之处在于,纳克斯并没有把自己理论的架构建立在人口过剩的基础上,更没有从中引出抑制人口的政策涵义。在纳克斯看来,打破恶性循环需要一个临界最小规模的储蓄水平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或所谓“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和“大推动”(big push)。不过,正是因为存在着人口增长周而复始地把经济增长拉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才有这样的贫困陷阱,并形成几乎所有贫困陷阱理论的初始点。只不过,与马尔萨斯早期理论乃至后来的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主张不同,现代经济学家终究要找到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出路或外力。



二、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渊源



塞缪尔·霍兰德(Hollander,2017:238)认为,马尔萨斯是最早严谨地进行二元经济或两部门分析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区分农业与工商业作为对应的两个部门,是依据如下这样的逻辑。在农业即谷物生产的部门,投入品和产出品是同质的,在数量上可以进行比较;而在制造业和商业中,投入品和产出品之间却不能进行数量比较,只能进行价值的比较(马尔萨斯,1962:222)。因此,在使用“高”和“低”这种词汇时,用在(工商业的)利润上,总是指“比率”或“比例”而言;用在(农业的)工资上,总是指“数量”或“金额”而言(马尔萨斯,1962:218)。在这样一个两个部门、两种机制作用的二元模型中,利润率是在农业内先确定,然后,依据食品和制造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变化应用于工业(马尔萨斯,1962:238)。这种部门划分和分析,固然并不等同于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二元经济模型,但是同后者的农业部门或不使用资本进行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相对应的二分法,已经内在地相通了(Lewis, 1954)。

作为二元部门划分中的重要一方,农业的特殊性显然在于其作为人口过度增长而形成的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只需加上若干条件的限制或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可以应用于传统农业部门。虽然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再生产模式分别经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刘易斯写作的时代已经形成,①对此,刘易斯既有所了解,却也有可能了解得不够充分和全面。例如,他自称对于死亡率下降的机理了解得比较确切,对于出生率变化的机理却知之甚少(Lewis,1954)。但是,这种了解已经足够,因为刘易斯所处的时代或者他所描述的情境,正是死亡率已经下降,而出生率仍然较高的人口转变第二个阶段,因此,他和马尔萨斯一致同意的是,经济增长和相应的一定程度工资提高,必然会使农业中累积起过剩人口,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②

由于工商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前者并不承受劳动力过剩的后果。而在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剩余劳动力反而成为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应该说,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马尔萨斯以及刘易斯,都把过剩人口的性质限制在农业部门,从构建二元部门分析框架来看无疑是正确的。由于有报酬递减这个假设前提,马尔萨斯(1962:336)认识到,在劳动力充裕条件下,为任何数量的资本寻找有利的运用途径都没有什么困难。这在理论逻辑上对应着这样一种假设,即劳动力充足可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这无疑也与刘易斯描述的在工资不变条件下,随着非农部门资本积累的扩大,可以不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相契合。

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曾经系统讨论过发展经济学的兴衰,主要解释了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曾经达到巅峰的早期发展经济学(high development economics),何以在后来的经济学演进中日益变得籍籍无名,并导致整个发展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圈子所抛弃。他认为,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阿尔伯特·奥托·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贡纳尔·缪尔达尔(K. Gunnar Myrdal)、拉格纳·纳克斯等人为代表的那个巅峰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其理论框架中都有“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在当时,从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上来说尚无法建立起标准的理论模型。因此,随着经济学日益走向精准模型化,受困于此而不能与时俱进的发展经济学便式微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赫希曼是克鲁格曼评论的主要对象,并且被称为“悲剧性英雄”。无独有偶,曾经最著名的对于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的批评者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也把赫希曼作为批评对象,反对其结构主义方法及结论,拉尔自己则倡导亲近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③

但是,作为这个巅峰时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位杰出代表,刘易斯把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之上,即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业中已经积累起大量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负数的剩余劳动力,④工业不断吸收劳动力而无须把工资实质性地提高到农业报酬的水平之上,并且可以获得收益从而持续增长的循环动力,因而,对他来说,无须做出规模经济的假设,便足以搭建起二元经济理论框架(Lewis,1954;Krugman, 1994)。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开篇伊始便指出:本文是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写作的,做出了古典的假设,提出了古典的问题(Lewis,1954)。而在霍兰德(Hollander, 2017:237)看来,正是由于马尔萨斯基于报酬递减原则得出了实际工资下降的结论,为正统的古典增长理论(“canonical” classical growth model)奠定了基础。

在这方面,马尔萨斯不仅指出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工资与利润同时下降的现象,而且特别强调了相对于资本,劳动力无限供给导致工资独自下降的现象。不过,在他的假设中,工资也是可以有所增长的,以此作为人口增长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必要条件,同时又不能让工资增长过快,以免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马尔萨斯,1962:193)。所有这些,都成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重要起点和内含假设。

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不是来自于人口增长率,也不是由于人口总量变化,而是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被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从而创造出人口红利(Bloom, Canning,and Sevilla,2002)。严格地说,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算不上是一个独立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也不能说以此为基点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过,一批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使用增长核算方法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出定量估计,可以在现代增长理论的意义上加深和拓展对刘易斯模型的认识;或者从更宽泛一些的角度来看,一些经济学家从事国民收入转移核算(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NTA)的研究(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3),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解人口与储蓄、消费、养老等行为的关系,具有技术和方法意义上的重要贡献。



三、长期停滞理论的历史逻辑



凯恩斯(1997:102)在评论马尔萨斯时讲过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很显然,对待马尔萨斯的思想遗产,凯恩斯所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从马尔萨斯那里,凯恩斯无疑可以获得诸多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储蓄与投资的平衡,以及消费与生产的平衡。特别是马尔萨斯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成为了后来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值得提出的一个经济学说史的假设情景是,按照马尔萨斯的内在逻辑,作为超级崇拜者并且自身成就无比巨大的凯恩斯,原本可以构造起一个需求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

如果我们从后人的角度,对凯恩斯这方面散见的论述及感想做一个远眺或鸟瞰的话,或可不揣冒昧地做出一个猜想,凯恩斯与一个本该以他本人命名,或者与马尔萨斯共同命名的增长理论数次擦肩而过。凯恩斯太过聪明、热衷于辩论,以致终究没有严肃地追寻这个线索,只是忍不住逞口舌之利,甚至在面对争辩对手批评他没有考虑长期问题时,竟然自鸣得意却语焉不详地宣称,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从学说史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是一个无比的遗憾。至此,让我们再回到图1,观察其外圈表达的这个经济循环过程,看一看凯恩斯没有为后人建立起来的增长理论大略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循环不同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点,在于做出了劳动力短缺和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因此,一方面,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投资意愿低导致过度储蓄。这就造成一个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形成的非良性循环,或者说高水平均衡状态。当年的发展经济学流传着一句名言:“一个国家贫困是因为其贫困”(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被称为纳克斯招牌式的表述(Kukk and Kukk, 2009)。我们借用这个语式,考虑到“贫穷的”(poor)这个词汇在英文中的多重细微含义,对图1的里圈和外圈所描述的两个不同的循环特征做出以下概括:其一,对里圈所表示的循环,可以说一个国家贫困,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度造成供给侧能力捉襟见肘;其二,对外圈表示的循环,可以说一个国家停滞,是由于人口增长不足造成需求侧能力羸弱无力。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节中,马尔萨斯(1962:258—260)不仅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提供了学说史的源流,更是把自己的人口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做了衔接,闪烁出从需求侧构造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熹微曙光。我们用供求曲线设想一个需求制约和解除制约后的增长路径。图2中假设需求曲线D仅表达人口增长所决定的有效需求,则D1是没有弹性的,即过度人口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便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能够提高,譬如供给曲线从S1提高到S2,这个无弹性的需求也不予支持。这时,实际产出只能是Q0。设想D2是能够实现就业并有工资增长从而收入增长的人口需求,则D2便有了必要的弹性,可以保障供给侧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有效需求条件,当供给曲线从S1提高到S2时,实际产出可以增长到Q1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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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需求制约和解除制约后的经济增长路径

这里,我们也可以把D1看作是纯粹马尔萨斯意义上的人口因素所决定的需求曲线,而把D2看作是打破马尔萨斯陷阱之后,考虑到就业、工资增长、收入分配等因素之后的人口因素所决定的需求曲线。由此,便产生了凯恩斯所谓的两个“马尔萨斯魔鬼”,一个就是马尔萨斯强调的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生活水平降低,另一个则是马尔萨斯所不知道的,即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失业(包括劳动和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凯恩斯从需求方面提出问题,即人口增长停滞会减少消费因而造成产出过剩,认为人们在锁住人口“魔鬼”的同时,如果应对不当则会放出失业这个“魔鬼”,这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后果(Keynes,1978)。对应图2所示,第一个“魔鬼”是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的D1和Q0的情景,第二个“魔鬼”则是由于人口增长停滞,导致不同于图2中所示D2支撑S2的另类情景。

遵循类似的思路,继凯恩斯1937年的著名演讲之后,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于次年在大西洋彼岸也做了一个演讲,可谓凯恩斯演讲的下编(Hansen, 2004)。他的整体逻辑是,停滞的人口增长产生对总需求的不利影响,生产性资源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资本需求羸弱,导致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需求。而由于存在着收入差距,再分配缺失使得社会福利支出不能得到必要的增加,因此,消费需求扩大也不足以抵消投资需求下降的效果。由于他认为技术创新、新领域的发现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因素便足以从需求侧制约经济增长。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样就与马尔萨斯的逻辑产生了血脉相承的关系。

根据霍兰德(Hollander, 2017:242)所言,马尔萨斯也是最早分析了长期停滞问题的学者,即在存在很大的(供给侧)增长潜力的条件下,总需求不足便会产生阻碍产出持续增长的效应,并由于消费的减少从而储蓄的增加压低投资回报率。用马尔萨斯(1962:298)自己的话说,生产能力无论多么大,都不能单独保障自身潜力得到发挥,而是需要以对全部产品的有效需求得到充分释放为前提。并且,他还指出了产品分配方式及其与消费者的适应性,是保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条件。最后这一点,在1937年凯恩斯和1938年汉森的演讲中也都予以涉及。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指出,至少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乃至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就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低长期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Summers,2016,2018)。如果做出完整理解的话,这个长期停滞既是供给侧现象也是需求侧现象。虽然萨默斯把长期停滞归咎为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需求不足问题(Summers,2018),但是,他和合作者概括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同时也指出了长期停滞问题的供给侧根源(Eggertsson,Lancastre,and Summers, 2019)。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深化提高劳均资本,或者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抵消老龄化的负面效果。然而,一旦名义利率下限制约利率的调整,⑤这种供给侧的抵消因素则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最终是从需求侧表现出来的。



四、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对应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不能无条件地证明任何现有的理论假说,同时却可以在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因时因地找到对应性和相关性。⑥首先,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可以说一度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8美元,相当于南部撒哈拉贫穷国家平均水平的31.6%。由于这主要是体制弊端导致的结果,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一招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举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从隐蔽状态显现化。不无巧合的是,几乎在同时,国家也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

其次,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非农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不断得到拆除,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过从种粮到农林牧副渔、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村庄到小城镇、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等阶段,得到大规模的重新配置。这个过程在宏观层面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微观层面扩大了劳动参与率,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非农产业发展得益于充分供给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工资成本,赢得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随着剩余劳动力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吸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便逐渐消失,在2004年前后,中国经济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及至经济发展的过程,诠释了一个既是经典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全过程。

再次,人口红利也恰好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并在上述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并得到兑现。1980—2010年期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而非劳动年龄人口(青少年和老年人)同期增长率则为-0.2%,使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不断下降。这个人口特征因素,通过保障劳动力数量的充分供给、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改善、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双双居高、劳动力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机制,形成了这一时期很高的潜在增长能力,从而推动实现了高达10.1%的GDP实际增长率。由于这些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都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关,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大得益于人口红利。

最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特定人口转变阶段的结果,因此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不是永恒的经济增长源泉。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个转折点,也就是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减速乃至产生长期停滞倾向的两个重要步骤。在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都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使中国的实际增长进入减速时代。据预测,中国总人口的峰值预计在2025年左右到达,随后中国便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根据理论预期和国际经验,这个转折点的到来,不可避免会产生削弱需求,特别是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使中国经济增长受到需求侧制约。一旦社会总需求不能支撑供给侧潜在增长率,则经济增长就会经常性出现负增长缺口。⑦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无疑为诸多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检验自身的丰富素材,也确实使一些分析框架得到了用武之地。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毕竟,各种理论都旨在帮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分析特定发展阶段遇到的特定问题,进而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事物变化趋势。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永恒存在的,更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可以说由之产生的挑战贯穿了整个经济史,相关的命题则成为经济学说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从这个意义上,作为第一位公认的人口学家和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因其理论的源远流长,确实具有“万物理论”的特质。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实行改革开放,在于改革开放在方向选择和推进方式上的正确性。离开这一根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任何经济理论和先验的模式都不可能变为现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进逻辑以及面临的挑战来看,完全应该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践,形成一个需求侧视角的长期增长理论。迄今为止,经济增长理论都是着眼于供给侧增长能力和条件的分析,然而,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上,既遇到供给侧冲击,也即将面临需求侧冲击,应对挑战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带来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机遇。



五、如何活用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



凯恩斯有句名言:实干家总是以为自己不受任何成见的左右,其实他们往往已被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所俘获。这句话可以有两个延伸的含义。其一,政策制定者有意识地制定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有其经济学思想渊源的。其二,如果以上含义确有其事并且不可避免的话,为了提高这种受启发过程的效率,并使其具有更精准的取向,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应该主动从学说史中汲取营养。或许正是出于这个想法,凯恩斯认为,追溯学说史是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打开脑洞的必要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以“万物理论”为主标题,既非为了从一部描写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的同名电影那里蹭热度,也并不仅仅是以夸张的方式表示对马尔萨斯历史贡献的折服。在经济学文献的阅读中,一个经常让人惊叹不已的现象是,许多看似十分不同,甚至彼此尖锐对立的争论双方的理论,其实内在里有着极多的共同点,无论是就其逻辑、结论还是政策涵义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说史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即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专门从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而只是为了从中找到对于我们思考的现实问题有所启发的东西的话,务必要秉持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换句话说,需要以脑洞大开的态度对待学说史,非此则不能取得打开脑洞的结果。

经济学发展中异彩纷呈的思想流派,甚至经济学的学科分支、门类等划分,各自都只是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某个侧面的反映。无论分类依据是时间还是空间、内在还是外表、抽象还是具象,乃至人为划定的如“楚河汉界”般的各个组成部门,如产业或部门、不同收入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结构、两部门等等,皆是如此。特别是当经济学本身越来越强调抽象,越来越痴迷于建立“简化,再简化”的模型时(克鲁格曼,2020),便更是如此。不仅如此,每一种被认为自成一家的学说,自身也不乏内在的矛盾,业已成形的体系与面对新问题进行的不成熟探索,甚至可能以对立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越来越精细、简单、数学化的理论模型固然可以减少这些自相矛盾甚至不能自洽的现象,同时便也失去了思想发展过程的丰富与鲜活的特性。

在面对这种种分门别类做法的情况下,从事经济研究的群体和个体,为了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或学术归属感,通常要选择加入一个分类的行列,如自称人口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或其他,或者在学术观点上主动地选边站,如自称凯恩斯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其他。有些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会捡起某某学派的工具为我所用;另一些人则更注重保持分析方法和观点的一以贯之,或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忠诚度”,因此会比较稳定地运用特定学派的分析工具,或引述其学术观点。这种山头林立、壁垒森严、各为其主的画地为牢,使得经济学各种理论流派陷入旷日持久的有益或无益争端,或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往复之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要么被奉为主流,要么被主流摒弃,这对人类智慧的历史积淀委实造成极大的浪费。

培养兼收并蓄的情怀和工作习惯,一个有益的方法便是把客观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及其演变路径,与特定的理论流派对应起来,借鉴后者有益于分析特定问题的优长之处,暂且丢开其不相干的方面。本文作者曾经对经济史上的发展阶段进行过一个划分(蔡昉,2015),即一般会经历:(1)马尔萨斯贫困陷阱(M类型增长);(2)格尔茨内卷化发展(G类型增长);(3)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L类型增长);(4)刘易斯转折点(T类型增长);以及(5)索洛新古典增长(S类型增长)。这些发展阶段或增长类型,分别对应着某些相对有针对性的理论解释,我们自然应该借来使用。

在上述分类中,前四个阶段及其对应的理论,都与本文讨论的马尔萨斯理论传统相关,并且已经在中国经验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增长不再能够从投入型增长模式获得持续驱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在缩减,因而越来越需要倚仗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这个意义而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经济学家更加关注与索洛相关的、旨在探讨生产率源泉的经济理论,既可以秉持历史逻辑上的传承性,也符合问题导向的与时俱进品质要求,从而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注释:

①关于这个领域学说史的一个简述,请参见Caldwell(1976)。
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作者认为并曾阐释,各国的一般经济发展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格尔茨内卷化发展阶段(蔡昉,2015)。
③请参见拉尔(1992)。
④正因为如此,本文作者把“格尔茨内卷化发展”作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蔡昉,2015)。
⑤在评论马尔萨斯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上的争论时,凯恩斯(1997:99)也强调了利率调整下限所起的作用。
⑥本部分的深入阐释请见Cai(2016)。
⑦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之差。参见蔡昉(20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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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2021,《双侧记: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总第113辑),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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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caifang@ cass.org.cn。


文转 | 【经济思想史学刊】公众号;《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