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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依次经历了传播、评估以及贡献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时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思想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生了改变。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席卷中国各大高校,而且对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


 

2008~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该计划的规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公开致力于以金融和货币工具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该政策带有明显的(尽管未予指明)凯恩斯主义倾向。

 

相比之下,1972年,当詹姆斯·托宾(Tobin,1975:33)在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早期阶段访问中国时,他评论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正统预算理论的骄傲承诺,他们同样用旧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指导货币政策。”1971年,中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表达了对凯恩斯的“官方”态度(YinHang,1972:48):

 

在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垄断资产阶级的谋士凯恩斯曾经鼓吹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妄图用通货膨胀等办法来刺激生产,维护资本主义的所谓“持久繁荣”,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搞的就是这一套。它们拼命扩大财政预算,增加军费开支,盲目刺激生产,制造虚假繁荣。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剜肉补疮的办法,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造成了周期频繁、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由于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失败,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1969年秋天在美国爆发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已持续了一年多,工业生产水平下降,企业大量倒闭,今年一月,失业人数达到540万人,比两年前尼克松上台时增加了一倍多。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猛增的夹击之下,垄断资本集团惶恐万状,穷于应付。事实证明,所谓凯恩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凯恩斯主义已经彻底破产。

 

这种激烈的抨击表明,中国政府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广泛的肯定,它是他们试图铲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本文考察了这种情况的形成过程。我们描述了1949年前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响。但是,这种反响仅仅局限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对政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将1949年前中国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应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传播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强调要精通那些伟大的著述,它们因较大的内在价值而值得被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常常被中国经济学家们看作艺术品一般的存在,而它们作为理解乃至影响中国或其他地方的工具的作用则不大受关注。

 

(2)评估阶段。一些中国学者(姚庆三、方显廷、杨叔进、马寅初等)担负起了艰巨的使命,开始尝试评估凯恩斯主义思想和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将那些指出凯恩斯主义所谓缺陷的研究(樊弘、桑恒康、谢强)以及试图将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王念祖)或国际经济(方善桂、宋幼淇)与凯恩斯主义相联系的研究纳入此处讨论。1949年后中国学者一度对凯恩斯主义的批驳,也可以看作这种情况的恶化表现。

 

(3)贡献阶段。到1940年,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分析为他们中的相当多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国际顶尖或者相近级别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平台,这些学者包括蒋硕杰、巫宝三、张自存、浦山、刘大中。

 

凯恩斯主义的传播

 

中国经济学家们以极为惊人的速度了解到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的观点。到1936年,相当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曾在西方学习,他们英语流利,努力跟上西方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凯恩斯1936年前的著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们广为了解。1935年,中国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两部分概述(Wang Liewang,1935)。当1936年《通论》出版时,它的英文复印本很快在中国销售一空。陈岱孙教授于1937年在汉口买了一本。他于192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且于1937年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但他当时并不认为《通论》和中国有关。尽管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的二元经济,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表现并非像凯恩斯所描述的那样。

 

巫宝三是陈岱孙教授的学生,1936年在上海买了一本《通论》复印本。1932年,巫宝三结束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并一直在中央研究院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在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途中读完了这本书,并深深地为总量分析的前景而感到兴奋。正如后文将要介绍的,他之后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姚庆三也很早就得到了《通论》的复印本。他当时刚刚在巴黎完成学业,回国在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1936年9月,他在中国经济学社(Chines eEconomics Society)的年会上介绍了凯恩斯的一些观点。1937年6月,他就凯恩斯的观点在《国民经济学月刊》(National Economics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政府投资对就业的潜在的多重影响。1938年,《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一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他强调要将凯恩斯的观点应用于财政政策。他还特别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为大萧条时期政府通过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的政策进行了辩护(Sun Daquan,2006,pp.277-279)。


中国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凯恩斯对总需求的分析上,即对《通论》中如“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等原创术语的关注。不可否认的是,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1944年提醒经济学家们,只有在某些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情况下,总需求才可能影响产出和就业。但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则选择直面挑战,径直运用凯恩斯具有原创性的需求侧概念。中国大多数关于凯恩斯理论的讨论也遵循这条路径。中国不久前的一段话完美地抓住了这一重点:“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需求不足”(Qiu Feng,2009)。中国评论家常常聚焦于财政赤字上,并以此作为需求不足时的一种补救措施。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观点[例如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功能财政],但这并不是《通论》所强调的。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扰乱了中国的教育环境。燕京大学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即使在被日本占领的情况下也继续运作。正是在这儿,凯恩斯的思想通过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的活动得以呈现。林迈可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在1937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参加了凯恩斯的学术讲座并对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1937年末,林迈可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同意资助一项试验,在燕京大学引入一种效仿牛津大学导师制的教学体系(Lindsay,1938)。

 

1938年初,林迈可到达燕京大学,教授货币理论并重点强调凯恩斯的观点。校内报道指出,林迈可“同时也开始为后来的《凯恩斯入门》小册子撰写笔记……他总结了本学期学生喜闻乐见的讲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这本书”。在这些被辅导的学生中,有何廉和李效黎女士。

 

燕京大学高级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通常都要撰写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数会被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但是,林迈可教授的学生不这样做。直到1945年,第一篇有着明显凯恩斯主义倾向的论文———董伟林的《就业理论之研究》,才问世。

 

但是关于林迈可最为有趣的并不是他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1938年,他前往苏区获取共产党活动的一手资料。他被共产党抗日的有效成果所震撼,开始从事地下活动,悄悄援助共产党药品和其他补给。不久,李效黎女士也加入了这一活动。1941年6月,在她毕业后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1941年12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林迈可夫妇去了苏区。直到战争结束,他们都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主要协助完成无线电技术和翻译工作(Lindsay,1975;LiHsiao-li,[1990?];Stein,1945,pp.366-378)。战后,林迈可担任了多项学术职务,在1959~1976年最终定居华盛顿,担任美利坚大学远东研究所的教授。他成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强烈批判者,认为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已经抹杀了他最初理解的有人道主义的实用主义。在《中国与冷战》(1995年)一书中,他呼吁采用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相似的观点来解决当时在权力分配和制度创新上存在的问题(Lindsay,1955,pp.259-261)。

 

到1940年,中国出现了一篇有关《通论》的重要评论,即发表在燕京大学《经济学报》(EconomicAnnual)上的《新经济理论与新货币理论》(ChenKuo-ching,1940)。其作者陈国庆于193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在1939年成为天津亚当·斯密经济学院的学生。之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式的货币理论及其演变》的长篇研究报告。他汲取了凯恩斯的《货币论》和《货币改革论》中的思想精髓,清晰地勾勒出凯恩斯1936年所建立的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乘数效应实现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增加收入的。但他并未涉及初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这一关键问题,也未谈及总需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问题。尽管如此,陈国庆仍对凯恩斯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它将是未来经济学的“新圣经”。

 

1940年,戴乐仁(John Bernard Tayler)发表在《燕京社会研究学报》(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通论》中的重要片段。戴乐仁是一个英国传教士,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但在林迈可来华前不久离开燕京大学(Trescott,1992,1993)。他撰写了大量合作型组织方面的文章,并在1940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合作理论:社会经济的序言》的综合性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凯恩斯的观点来论证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固有不稳定性。戴乐仁认为,一个建立在合作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将能更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Tayler,1940:44-45)。

 

1941年6月,《经济学报》(Economic Annual)上发表了燕京大学学生王进贤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篇评论———《如何支付战费》。这篇评论指出,中国已经走上了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道路,这场恶性通胀摧毁了国民政府的根基。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评论中并未涉及凯恩斯主义,包括崔书香1941年就此撰写的一篇绝妙的评论性文章。

 

一些在剑桥大学求学的中国人也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徐毓枬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能是中国第一个从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他完成了一篇关于大萧条时期英国棉纺织业的毕业论文,并在1940年完成学业。他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在重庆教授研究生课程。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私交甚笃。他讲授为期一年的高级经济学课程,其中,第一个学期主要教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二学期讲授凯恩斯的《通论》。

 

在战争结束后,徐毓枬回到北京并在重建后的清华大学任教。在另一个清华大学学生王传纶的帮助下,他开始着手翻译《通论》。该书译本因1949年政权更替而推迟问世。同时,徐毓枬还在1949年出版了《当代经济理论》一书,主要讨论凯恩斯、希克斯、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观点(Hsu Yunan,1949)。1957年,他翻译的《通论》最终问世(Das,1979,p.10)。

 

凯恩斯主义被滕茂桐带到了安徽大学。1940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他就返回中国。无独有偶,吴启元在1937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也返回了中国。他对《通论》的熟悉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国际价格理论的学位论文上。

 

天津的南开大学是1937年日本最早轰炸的目标之一,当时那儿或许有着全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课程。随着日本逐渐占领东部主要城市,大多数公办大学搬迁到了内陆地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将其本科生课程搬到了昆明这个遥远的西南部城市,而其研究生课程则在1939年确立的战时首都重庆合并开设。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们一直以其紧密联系西方经济思想为荣。194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主要教员之一方显廷,赴美国哈佛大学参加进修研讨班。在哈佛大学,他从汉森(AlvinHansen)那里了解到凯恩斯。方显廷的文章显示,他“通过滇缅公路向重庆运送了第一批也可能是唯一一批凯恩斯主义及其他相关思想的文献”(Fong,1975,p.79)。

 

李卓敏1937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他和方显廷一起将对凯恩斯的研究整合融入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习的理论课程中。到1943年,这个课程已经演变为“学习和研究马歇尔、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希克斯和凯恩斯的综合性课程”。南开大学的师生发表了大量和凯恩斯有关的文章。其中一些已远超出单纯传播凯恩斯主义思想的阶段,这些文章包括钱荣堃的《凯恩斯的利率理论》(1944年)和陈振汉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1943年)。陈振汉的论文探讨了国家间的货币转移问题、凯恩斯《货币论》里面的价格理论以及《通论》中的核心概念。他对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通论》的重要性和创新性都提出了质疑。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发现了其中的更多问题,这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

 

,评估和应用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学者在评估、理解凯恩斯主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正如前文所说,姚庆三为这一工作定下了基调。南开大学的方显廷则一直致力于搜寻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作用的西方经济文献,并且认为自己从凯恩斯那里有所收获。在给国民计划协会(theNationalPlanningAssociation)的一本小册子中,方显廷写道(Fong,1942,p.67):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领导下,当代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维持充分就业和高质量生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挑战了有关储蓄和投资的传统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外国投资被赋予帮助资本短缺的国家开发资源的新的角色……更为充分的资源利用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就会反过来为其偿还这些贷款提供必要的途径。

 

南开大学研究生对凯恩斯的观点做出了如下评估。桑恒康所发表的《充分就业的解释》(1942年)和《从马克思的批判性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到中国的经济政策》(1943年)这两篇文章,都对凯恩斯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有力总结,但都强调中国的问题更加贴近于古典经济学家探讨的问题:总产出不足以及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最大生产率的必要性。他回应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经济中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的担忧,但也肯定了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对于实现效率的必要性。桑恒康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破坏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但德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国增加资本存量、发展生产力(Shang Heng-kang,1942,1943)。他和方显廷一样,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求指导。

 

杨叔进发表了《充分就业理论与我国战时经济政策》(1942年)和《凯恩斯物价理论的研究》(1943年)两篇文章。1942年,杨叔进对能否将凯恩斯主义思想应用于中国的战时经济政策进行了彻底的评估。如果中国处于凯恩斯所说的充分就业状态,总产出能否仍然实现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凯恩斯抽象掉了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这两个因素,而通过合适的政策这两个因素都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还发现政府调控可以通过削减不必要的投资和减少消费来发展战时生产力。他推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工具:减少政府的非国防支出,提高税率,强制购买战争债券,提高利率。1943年,杨叔进强调了总需求和一般价格水平的相关关系。他是凯恩斯《通论》第21章内容的坚定追随者,即如果经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扩大需求可以带来产出增加和就业扩大;但是如果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过剩的需求则只会带来物价上涨。他追踪可能导致货币与总需求之间脱节的一系列因素,强调利率对货币扩张的反应,以及投资对利率降低的反应。但他并未试图去评估凯恩斯的观点与中国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

 

樊弘与徐毓枬同为剑桥大学的学生,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与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共同研究。他对凯恩斯的著作十分了解,因而得以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比较凯恩斯和马克思观点的文章(Fan-Hung,1939)。毫无疑问,樊弘是一个极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文章通篇的主基调即“这些观点全都来自马克思”。樊弘的中心观点为:第一,未能将个人收入全部转化成消费是总需求不足的根源;第二,利率由货币的供求关系决定。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些似乎是对这两种思想的发展的段落。回到中国后,他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和巫宝三成为同事,也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现代货币理论》(1947年)中讨论了凯恩斯的观点,并在1957~1982年撰写了多篇(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强烈批判凯恩斯的论文。

 

哈佛大学的中国博士生发表了关于凯恩斯主义具体应用的论文。谢强的论文《1929年大萧条》比较了凯恩斯与霍特里、哈耶克、熊彼特等其他主要学者的观点(Hsieh,1941)。他不认同《通论》对大萧条成因的分析,认为“正是1929年储蓄率的突然提高或消费能力的降低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衰退仅仅可以在很小的程度上归因于投资的不足”(Hsieh,1942:286)。方善桂学位论文研究的是“经济周期与国际收支”,批判了静态的对外贸易乘数,并吸收了汉森和萨缪尔森所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中的一些要素。他曾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中国在央行工作。王念祖在其1945年发表的名为《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的学位论文中融入了凯恩斯主义思想,重点从理论上讨论欠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投资的宏观动态过程。宋幼淇1945年关于“国际货币计划”的学位论文主要涉及凯恩斯国际金融方面的思想,而非《通论》中的思想。

 

马寅初(Ma Yinchu,[1948]2001)针对凯恩斯思想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了最为精妙的评述之一。马寅初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罗列了中国农业经济与凯恩斯设想中的体系的八大不同之处。其中,劳动力市场位列第一:中国并没有凯恩斯分析有赖于的那种非自愿失业现象。此外,他认为中国也几乎不存在(事前)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分化。中国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效率相当高。但是,中国的投资支出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很小。他还对中国的公共工程是否可以或者说是否应当实施逆周期调节提出了质疑,他担心在中国的政治局势中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危险———这种担忧随着1948年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而逐渐被证实。

 

,贡献

 

在估计中国的国民收入这一工作上,巫宝三由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极大热情而做出了先驱性贡献。他在193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社会学家陶孟和是这个较大规模研究机构的带头人,他曾在英国学习,与凯恩斯私交甚笃,并曾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翻译成中文。1936年,巫宝三远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得了农业经济方面的文学硕士(MA)学位。1939年,他回到哈佛大学,从汉森和哈里斯(Seymour Harris)那里对凯恩斯主义有了深入了解。在阅读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以及其他一些来自雅典、匈牙利的国民收入核算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他意识到国民收入估算的潜在价值。

 

巫宝三在1940年回到中国,说服陶孟和成立了主要致力于进行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机构。巫宝三在1941年开始了其国民收入估算项目,一直到1946年才结束,形成了两卷本的中文著作研究成果(Ou Pao-san,1947)。1946年,该著作的英文概要发表在了《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Ou Pao-san,1946a)。他的估算为之后下文将提及的刘大中的估算奠定了基础。他也很早就试图将周期分析纳入对储蓄与流动性偏好之间关系的研究中(Ou Pao-san,1943)。

 

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使得巫宝三能够重返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指导了他的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利用国民收入的估算结果,研究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支出。而他之后的研究将在下文讨论。

 

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在张自存的文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1947年完成了关于国际收支周期性变动的学位论文(由琼·罗宾逊指导),并于1951年发表(Chang Tse-chun,1951)。《经济学期刊索引》(The Index to Economic Journals)第三卷(1940~1949,p.287)指出,1946~1948年,他的文章中有七处被主要西方期刊所引用。他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研究了许多西方国家进出口对国民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但未研究中国。他的研究属于西方学界凯恩斯主义分析的应用研究的主流。从这个角度说,他与蒋硕杰的研究相类似(见下文)。

 

从1946年起,中国的大学开始恢复正常运转,一大批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也相继回国。据王传纶回忆,在20世纪4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师生中广受欢迎。但是,中国那时最紧迫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蒋硕杰和刘大中也在这些关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海归”之列,尽管他们并不倡导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蒋硕杰1944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吸收了其导师哈耶克的一些反凯恩斯主义思想。20世纪4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随后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批判者之一。

 

蒋硕杰的论文从统计上检验了凯恩斯和哈耶克关于经济周期演变当中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变化的观点。他发现数据微弱地支持凯恩斯的观点,但并不支持哈耶克的观点(Tsiang,1947)。同时,他在人口增长方面的文章则对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Tsiang,1942)。

 

蒋硕杰在1949年关于投资的时间维度的文章中指出,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注意力集中在投资对有效需求或收入的影响,而投资对商品供给的影响却不知为何被忽略了”,而这一疏忽构成了《通论》中的一个极为严重的缺陷(Tsiang,1949:205)。

 

1940年,刘大中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Klein,Nerlove and Tsiang,1980)。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工作,并且开始着手整理中国国民收入的数据。1946年,他最终将相关研究成果出版(Liu,1946)。同年,他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也是这一年,库兹涅茨来到中国,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而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巫宝三和刘大中所做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评估。刘大中将这一反馈纳入关于战前中国国民收入情况的大规模研究当中(Liuand Yeh,1965,esp.vii;Yeh,1979,pp.95-96,120-121)。

 

1949年前后,蒋硕杰和刘大中都去了中国台湾。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人担任了台湾当局的主要经济顾问,说服台湾当局采取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并广受赞誉。何廉离开了中国,主要在美国的西密歇根大学开始了漫长的学术生涯。

 

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完成的宏观经济学论文中,最为精深的可能是浦山的。他于1949年完成了名为《技术进步和就业》的论文。据其同学安东尼·古(Anthony Koo)所说,浦山“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最有才气的研究生”(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2002年11月18日)。而他最直接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Pu Shou-shan,1946)。这是一篇对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有关公司向宏观经济逐渐转变的文章的评论。克莱因则在《凯恩斯革命》一书中认可了这份评论的价值(Klein,1947)。

 

到1949年,中国学界对凯恩斯主义分析的态度莫衷一是。热衷者主要关注他的总需求理论。马寅初则深刻地认识到《通论》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价值有限。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显然需要一种基于货币数量论的更为传统的分析(正如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的分析)。

 

,对凯恩斯主义一度的抨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后,迅速对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1955年,一位香港的观察员将其归纳为:“共产党的财政政策遵循着格拉斯顿(Gladstonian)的‘稳健财政’原则,并且将赤字视为失败的表现。因此,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们经常在‘西方新赤字财政政策的荒谬性’上纠缠不清”(Szczepanik,1955:77)。

 

1956年,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课程(Chen,1960);当年6月12日,北京举办了一场论坛,探讨“凯恩斯的理论中是否有可取之处”(MacFarquhar,1960,pp.117)。徐毓枬的《通论》翻译本也在1957年出版(Jao,1964:55)。

 

1957年,包括巫宝三和徐毓枬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的方针,批评了当时处理经济和教育事务的方式。陈振汉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之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我们在上面提到了他1943年关于《通论》的评论。在“经济学家宣言”———《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中,他们抱怨道:“我们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和举措,要么就是盲目照搬苏联先例,要么就是在没有任何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的纯粹试错、主观决定,甚至是鲁莽的个人决断”(MacFaquhar,1960,pp.118)。

 

这些批评促使中国政府开始运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合理的有益因素。陈振汉和徐毓枬提出了三大点:凯恩斯的乘数效应、边际的一般概念,以及统计学方法,特别是基于概率论的方法(Lin,1981:9)。

 

“经济学家宣言”引发了国内对凯恩斯主义的激烈反对(Trescott,2007,pp.303 365;Opposing the Bourgeoisie's Revival in Social Science,1958)。在六个主要支持凯恩斯思想的反对对象中,有三个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即陈振汉、巫宝三和罗志如,还有一个是凯恩斯的学生徐毓枬。

 

樊弘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当时他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领导了这次反对的浪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辩护”(Opposing the Bourgeoisie's Revival in Social Science,1958)。樊弘谴责了凯恩斯充分就业的应对举措、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以及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它们是“错误的”。

 

罗志如虽然是最初那六个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1973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电力市场研究方面的先驱性文章。1957年,他出版了《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他写到,美国经济正持续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军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组织架构,使得资本家越发富有,而工人愈加贫困。相比于通过促进工人阶级的消费来实现充分就业,美国的政策更加强调投资,特别是对军工业的投资。正是生产过剩的内在趋势导致了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的失效。西方国民经济核算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游戏:由于Y=C+I,而C+S=Y,因此储蓄和投资必然相等。而由于这种理论是空洞而无科学依据的,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全,用国民收入统计数据来指导经济政策也必然是会走向失败的。还有大量其他的抨击性著作持有相似的观点(Perkins,1980,p.513)。

 

在1957年之后,虽然高等教育时常中断,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在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经济学教学也涉及西方的思想。1959年,汉森《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的中译本问世。1961年,上海经济学社举办了探讨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和凯恩斯思想的经济论坛(Goldman,1981,p.23)。在20世纪60年代末,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的博士高鸿业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翻译了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的前十章(这个译本在1964年问世)。高鸿业(Jao,1964:55)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课程在主要的大学都随处可见。”但是,西方的著作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艺术品来学习,而不是作为一种理解经济现状、指导经济政策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经济组织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80年,中国学生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中,而西方经济学家们也来到中国任教。但是,在罗伯特·许(Robert Hsu)《中国经济理论(1979~1988)》(1991,p.ix)的引言中,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期刊上的很多文章明显都是肤浅而教条的,甚至不值得用‘经济分析’这个术语……一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当作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教条广为接受,它就会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直到1981年,共产党知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重申了传统财政政策的观点。“国家收支情况是这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一面镜子。国民经济的整体平衡主要通过收支平衡来实现……为了保持国家收入和支出平衡,政府必须平衡其预算……并且所有企业必须严格遵守财务准则”(XueMuqiao,1981,pp.190-191)。同年起草的另一份半官方出版物称,“中国不提倡赤字财政政策。由于中国有着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社会组织架构,她没必要在生产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的时候像其他国家一样,采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Xu Yi and Chen Baosen,1984,p.443)。

 

正如凯恩斯主义理论与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几乎无关一样,它也与(大多数时间)高度计划经济几乎没有相关性。只要工人被分配到工作岗位,企业主们就必须雇用他们。因此,凯恩斯设想的那种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并不存在。

 

,新情景,新思想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们访华执行“富布莱特计划”。1984年,邹至庄教授说服中国政府,支持福特基金会的计划,把西方经济学教授给中国经济学家们。西方宏观经济学迅速席卷了中国各大高校。一些美国教授使用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的宏观经济学教材(Dornbusch and Fischer,1978)。

 

同时,它也迅速传播至中国政府。据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2000,p.305)所言:“20世纪80年代末所实行的财政政策,与之前的政策实践有明显的区别。新的政策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在1979年和1980年出现巨大赤字的情况下产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表明,无论中央政府是否有意为之,它都的确把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项有效工具”(Bramall,2000,p.308)。1983年,本文作者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的经济学家的讨论,表明他们决定实行需求管理。对于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布拉莫尔写道:“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供给侧严重匮乏,这段时期内的平衡预算并没能消除这一问题……由此沿袭下来的经济架构所面临的情况则更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况,因此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能极大释放经济的潜力”(Bramall,2000,p.309)。1996年,富有权威的研究者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当中提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方式,与西方的做法是相同的(Yuan Minggang,1996:58;Fu Junsheng,1996:7)。

 

,总结

 

本文研究引发了与霍尔(Hall,1989)追踪凯恩斯主义在(主要是)西方国家传播情况的研究的对比。与其中考察的很多国家相比,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直到最近才慢慢渗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当中。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为时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所引发的大规模通货膨胀要求采用更加传统的分析方式加以解释,例如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使用的那种分析方法。南开大学的一些教授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顾问,但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出于财政考虑的结果。

 

1949年前,大多数评述凯恩斯主义的中国学者主要关注总需求这一侧。很少有人仔细研究总供给这一侧,但凯恩斯对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分析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尽管杨叔进(Yang Shu-chin,1942,1943)和马寅初(Ma Yinchu,[1948]2001)的文章最接近这一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失衡是结构性的,符合二元经济分析的思路。

 

翻看中国经济学家们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在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并且在西方顶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1949~1978年,中国对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传播较少,但其间中国经济开始向《通论》中所关注的那种劳动力市场转变。1978年以后,基于中国经济当时的状态,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将经济政策的讨论从意识形态和空想的领域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实用主义和具体分析。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在思想层面上,为像与西方一样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注释略


文转 | 【iMarx】公众号
原文:《政治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三卷 第三期